• 张是之 《经济学入门5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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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 经济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透析事物的真相。对社会现象来说，真相往往不是被直接“观察”到的，而是通过对本质的理解“认识”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原理的认识先于对世界的观察。一个人，只有当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

• 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人的理性无法建构出使社会得以良好运行的规则，或者说，这些规则是无数个体行动的“非意图结果”。但是，承认无知并不意味着接受盲目。人们必须理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避免因为盲目而导致的悲剧，而这些原理正是经济学所揭示的。显然，当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这些规则时，一个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相反，如果人们不理解这些规则，只知道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就很有可能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

• 严格地说，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因为它没有提供一套可靠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只是用“最大化”来解释现象，而“最大化”不构成经济学本身。人的行动不由约束条件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的目标。约束条件不是由经济学家确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目标。

前言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

•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我们在解释世界的层面要客观、中立，不做价值判断，仅仅回答“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比如，要判断一项政策的出台是好是坏，我们要严格停留在科学的边界上，不做好坏判断。

  但我们作为个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是可以回答“是好还是坏”这一判断问题的。回答的依据之一就是，“政策的实施能否达到它自身所宣称的目的”。假如暂时抛开目的本身伦理上的正义性，政策能够达到它所宣称的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政策是好的。如果政策达不到它所宣称的目的，甚至南辕北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法说这个政策是好的。

• 重点关注理论的论证本身，而不是它属于哪个学派。理论因为逻辑而正确，并不因为学派而正确。

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问题为什么重要

• 我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而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

• 我们只有将经济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范畴之内，才不会轻易被那些实际上是营销技术、销售手段的细枝末节问题局限。

• 能够同时在“思考、行动和阅读”这三个方向上努力的人，一定不会太差。一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我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打法迁移到各种不同的工作中。

什么是科学

• “可证伪”的确切含义是，理论要有允许被证明是错的可能性，而不是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更进一步来讲，永远无法“被证伪”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理论，那么绝对正确的理论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废话。而如果这个理论已经“被证伪”，那么这说明这个理论是错的，需要被抛弃。

  而所谓的科学理论，就是那些“可证伪”但是又尚未“被证伪”且暂时经受住了事实检验的理论。证伪主义科学观的提出者是卡尔•波普尔，但与很多人误以为的不同，波普尔并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相反，他是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哲学观的。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 罗宾逊夫人曾说：“我学经济学，就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这句话说得很对，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内，我们不要因为经济学家的光环而轻信他们的理论，而要去考察理论中的逻辑，根据逻辑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真假。

• 经济学可以通过论证推理得出：自由市场更多一些，社会生活就会更加繁荣；相反，自由市场更少一些，社会生活就会更加萧条。恪守科学边界的经济学家，只能通过论证来给出一些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无法左右，也无法确切知道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到底是希望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一起过上“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的好日子，还是为了维持某种权利或者意识形态的稳定而宁愿“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 波普尔认为，现代自然科学革命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做出新发现，而科学发现是理性的活动，无须新的经验参与。也就是说，科学就是理性不断做出的假说，而这些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

• 波普尔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在很多场合和科学研究中，并不会直接用来证伪理论，科学家常常会先修正理论。

• 波普尔提出的划界标准，不是划分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的标准，而是划分科学态度和非科学态度的标准。

来自芝加哥学派内部的方法论争议

•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套理论或假说，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正确的预测。

• 与物理学类似，正是因为我们无法做到这种绝对的“真实”，所以弗里德曼认为：其实假设本身充满了很多不真实性，而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理论做出的预测是否对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足够好，足够准确。如果预测比其他理论更准确，这就是一个好的理论。

• 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科斯认为它不但应该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他明确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它的“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其前提的“真实性”。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周其仁教授对科斯方法论的总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第二，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第三，把从实例中得到的认识一般化（这一点与弗里德曼-波普尔式的“猜想-反驳”式的方法论略有不同）。

• 对于理论真实性的强调，科斯还发出了一个警告：“让人更担心的是关于选择一个理论而不是另一个理论的一些动机，在公共讨论、报纸杂志和政界中，理论和发现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发现真理，而是因为它们会导致某些政策结论。理论和发现变成了宣传武器。”不得不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科斯的警告一语成谶。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

• “勾股定理”和“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的正确性是我们通过欧氏几何的逻辑演绎证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测量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经验对它们的检验。对于这种独立于经验之外并不依赖于经验检测而成立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先验”。注意：它不是“先于经验”，也不是早于经验，而是独立于经验而成立。

• 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起点的这个公理就是“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简称“人的行动公理”。

• 奥地利学派认为，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科学必须并且确实要完全异于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模型。因为经济学可以从把自身建立在“人的行动公理”之上开始，通过内省人的行动性质和本质，以及演绎推理获得进一步更细致的结论。

• 相对于我们无限的欲望来说，手段必然是稀缺的。如果手段并不稀缺，那么社会将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比如想吃面包，面包是不稀缺的；想要房子，房子也是不稀缺的。如果物质不稀缺，人们也就没有必要进行选择和行动。但是，如果人不行动，这就和我们最开始的行动公理相矛盾。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人只要有目的，就会行动。人只要有行动，就需要手段，而且手段必然稀缺。

• 简单来说，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经济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论、认识理论，但这些东西既不是理论本身，也无法用于证明或者证伪理论。

• 在米塞斯看来，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首先，除非现实已由人类行为的概念和理论得到解释，否则真实世界的现象绝不可能为人所知；其次，将研究指向那些尽管过去从未发生但被认为在未来可能至关重要的假想的人类行为和问题的，只能是思想而不是经验。

实证经济学的局限

• 价值是主观的，当一个人做出决定而导致某种现象出现时，对于作为第三视角的观察者来说，怎么确定哪些力量重要以及哪些力量不重要呢？

• 在理论构建之后对理论的验证上，实证经济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弗里德曼其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写道，经济学不能取得由“至关重要的”实验产生的鲜明而直接的证据，确实阻碍了对假说的适当检验，这使经济学在清除不成功的假说方面开展的工作缓慢而艰难。这些不成功的假说极少被永远击败，并且经常卷土重来。

• 通货膨胀由其性质决定了它从来不会温和，无论通货膨胀率为 3% 还是 10%,都是有害的。

• 无论如何，他的计划被打乱了。那些无法成行的计划深藏于他的内心，永远无法展现在我们的统计报表上。所以，巴斯夏教导我们，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 巴斯夏极具睿智地指出：“一个杰出经济学家与一个糟糕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糟糕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杰出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而那些看不见的后果，也许永远无法被统计，只能通过推理和思考得到。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 人们的目的以及人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就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所以，经济学无法做可控实验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能够观察、统计到的那些数据会变化，而且在于那些我们无法观察、统计到的人的主观目的也会变化。

•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把人（一个有自由意志且会选择目的和手段的行动人）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参考物理学的方法，把人抽象成运动的石头或者原子。

• 当把人抽象成有需求可以供给的对象时，我们看到的是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后来计划经济全方位的失败。所以，米塞斯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里指出：把人当作石头和原子（其行为可以预测并根据定量的法则决定）来研究哲学，尤其容易形成社会工程师（他们把人当作无生命的物体处理）的观点。这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将按照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在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的基础之上，他们计划发展“社会工程”，这种新技术将使未来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得以处理活人，就像技术工程师得以处理无生命的材料一样。

•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是一个“二元世界”：一个是人的心智结构世界，另一个是外在的物理现实世界。行动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方面，行动受到人的理性支配；另一个是客观方面，行动总是要用到真实物品和物理材料。所以，我们有目的的行动必须跨越这两个世界才能实现。

• 这里有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研究这个人的经济学家也是人。既然我们都是人，我们就具有相同的心智逻辑结构，所以我们在研究外部经济行为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来理解其他人的动机和面临的具体约束条件。这个过程被称为“内省”。

经济学到底需不需要假设人是理性的

• 米塞斯对理性的定义是，人有选择手段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根据这个定义，排除那些受本能支配的、动物性的或者神经性的“反应（反射）行为”，人只要做出的是“有目的的行动”，就必然是“理性的”，而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 只要是行动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就都是“理性的”，并不存在什么“非理性”。

• 在人的行动学里，这种“非理性”仅仅是指“人们在意图实现自己的目的时，选择了错误的手段”。更严谨的表述为：这个行动本身是理性的，但是事后证明行动人犯了错误。米塞斯对“理性”做了两个重要的界定：第一，理性不关涉终极目的的分析和评价；第二，理性不意味着正确，人即使理性也会犯错误。

• 人的行动学尊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且认为人类的心智始终会存在一些无法触及的知识。米塞斯将这种无法触及但又客观存在的知识定义为“极据” （ultimate given）。这个英文的字面直译就是“最终给定”，也就是在人类现存的知识条件下，科学研究最终不得不在某一最终给定之前止步。

  比如，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并不对每个具体行动人的“终极目的”做出分析和判断。人的动机、需求和偏好都是“给定”的，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存在任何外在、客观的让我们进行量化计算的科学标准。生物学、神经学和心理学尝试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但经济学是在人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并不需要我们越界去研究藏在这个目的背后的那些心理学原因。

  正如米塞斯所说：“经济学的起点是心理学的终点。”经济学的“理性”，在人的意志为何会出现某类偏好、欲求这类问题上止步，而着重探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目的。

• 米塞斯说：“行动需要并且必须以因果关系的范畴为前提。”也就是说，人要行动就必然涉及理性。我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建立很多的因果关系。也正是因为我们必须认为自己有这种“理性”的能力，我们才会行动。

• 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作为行动人，我们必须相信存在“如果A，那么B”这个因果范畴，并且对A有所知并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做，才会付诸行动以实现或部分实现B这个目的。这种能够做出因果判断的能力，就是“理性”的必然性。

  经济学到底需不需要假设人是理性的呢？现在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需要。经济学完全不需要“假设”人是理性的，因为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要行动，人必然是理性的。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真实的。同时，我们既需要区分生活语言中的理性和经济学表述的理性的不同，还要明白那些看上去的“不理性”行为，也仅仅是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不充分而导致的错误决策，或者其他我们看不到的物质利益之外的追求。这些都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理性的行为。

奥地利学派的哲学基础

• 第一步，康德把真正的知识规定为普遍和必然的知识。

  第二步，康德又同意经验主义者的看法，认为这样的知识并不是关于事物本来状态的知识，而是关于现象的知识，也就是关于我们感官所感受到的那些事物的知识。感觉是知识的材料，没有感觉就谈不上知识，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有经验的事物。对于那些我们无法运用经验的事物，演绎逻辑的推论是失效的或者不合法的。

  第三步，康德认可唯理主义的说法，普遍必然为真的知识并不来自具体的生活经验，而是需要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得出。当它用于认识经验世界和指导行动时，它是普遍有效的。

• 康德把自己的先验认识论比喻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主要是指一种视角的转换。他认为，客观实在性是人的纯粹理性先天赋予的。这种纯粹理性能力蕴含在米塞斯称之为所有人都具备的“人的心智逻辑”中。

• 康德特别强调，“先天知识”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现成观念，而仅仅是能够适用于一切经验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先天知识”虽然在你没出生时就已经客观存在，但并不是你生下来就知道的。你要想掌握这些“先天知识”，还需要学习。比如，几何学是一个独立于经验而成立的“先天知识”，但你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几何学的知识。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误解，我们统一使用“先验”来对应a priori 一词，用“后验”来对应a posteriori 一词。这既符合米塞斯《人的行动》中的翻译，也符合国内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时的表达习惯。而“先验”中的“先”字，重点是独立于经验，而不是先于经验，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独立。

• 所谓“分析判断”，是指只需通过对命题本身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即可明确判断真假。而与之相对应的“综合判断”，是指必须通过考察其构成成分间

  的逻辑与语义关系之外的内容才可判明真假。

• 如果一个命题（或理论体系）声称自己的命题（理论体系）既符合客观实在，同时又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那么它必须是“先验综合判断”。

经济学基本原理

经济学的分析起点是什么

•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实的人，经济学研究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所以，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一定是“个人”。这个起点不仅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起点，张五常教授也指出：“个人”是所有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任何经济问题都不能以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宏观经济、社会福利或政府策划，都一定要以个体或个人为分析单位。

• 只有个人才能行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把它总结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因为有目的的行动者是个人，所以当试图用有目的的行动来解释事件的时候，我们最终必须将行动逐层分解到个人的动机或目的中。

• 简而言之，观念决定行动。但是，这种观念决定的偏好只能通过真实的行动呈现出来。现在很多问卷调查、心理学的设计实验，试图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探测出他们的心理变化，比如行为经济学就在做这样的研究。这类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不是经济学的核心和实质。经济学研究真实人的真实行动，这个行动最终只能通过人们所面临的真实环境来观察。

• 你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而要看他怎么做。买不买要看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承诺或问卷调查。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吗？那好，用钞票说话，买下来才是真喜欢。市场经济的魅力在于，采取“金钱投票”的模式，让人们把原本隐藏在内心的偏好用行动真实地表现出来。

  当越来越多的人用钞票来表达“真爱”的时候，价格也就呈现出来了，价格机制协调知识运用的作用也就呈现出来了。当价格机制的作用被限制、削弱了，甚至被取消了，这实际上是让我们失去·了一个说真话的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和权利，由此带来的混乱、衰退和危机也就成了必然。

• 偏好不能自己做解释。我们不能说，一件事情发生了，是由于某个人的偏好；否则，这是唠家常，不是科学上的解释。科学的解释是，承认偏好的存在，根据理论和外部环境，解释或者推测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

• 正如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无关乎有形的东西，它研究人以及人的意识和行为。货物、商品、财富以及有关行为的其他所有概念都非自然要素，它们是人的意识和行为的要素。想研究它们的人，不应该在外在世界观察，必须在行为人的意识中探索。

一个人的经济学

• 一样东西（object）如果要成为财货，就必须被人有计划、有目的地使用。门格尔对此总结了四个条件：一是人类对此物有欲望；二是有使此物能与人类欲望的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的物的本身属性；三是人类有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四是人类能够对此物支配，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望。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比如，岛上的椰子并不会因为自身的固有属性就能够成为财货，它还需要依赖另外三个条件：一是我们对它有欲望，也就是需要它；二是我们需要具备椰子可以吃的认识；三是我们能够从树上获得椰子，能够支配它的使用来满足我们的目的。

• 这些直接达到目的的财货被经济学家称为消费品。另外，有些东西并不是直接拿来帮助我们实现目的的，而是间接的，也叫生产要素或者生产资料。

• 财货到底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品，不仅仅取决于财货的物理性质，还取决于我们利用它的目的，取决于我们在主观上所赋予它的价值。同样是一根棍子，如果我们拿它来将椰子打下来，它就是生产品；而如果我们拿它来挠痒痒，它就变成了消费品。

• 还有一项独一无二、最重要且用途最多的生产品，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劳动力，这种持续的生产服务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身体来提供。劳动力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每个生产过程都必不可少的生产品。当我们把脑力和体力用在满足间接的目的时，我们就是在从事劳动生产。另外，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来获得直接的满足，那么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休闲。

• 资本品的定义是，由人创造的生产要素。任何一件资本品都是由至少一件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结合生产出来的，大多数资本品的生产也要借助于其他已有的资本品。

两个人就有了市场、社会

• 经济学上的“竞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设立的，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 竞争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正和的博弈过程。

• 人的行动学所研究的行动，终归是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一分子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某一取向。或者说，在一个具体的组织里，你的行动跟所有其他人的行动保持一致，这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 是社会还是个人应该被当作终极目的？社会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伪问题，没有意义。“目的”这个范畴，只有在讨论真实的人的行动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上探讨的人类“终极目的”，是跟行动学没有关系的。

有社会就有规则

• 产权制度就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

• 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观点，正义就是效率。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一个神话、一种信仰，而是一个经济效率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对私有产权的侵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他的《论财产权与法律》一书中就写道：“财产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法律，恰恰相反，是先有财产权，然后才有了法律。”

  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默指出，社会中有且只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方法：一是通过生产自愿地与他人进行交换，这是自由市场的方式；二是通过对他人生产的财富暴力征收。奥本海默把第一种方法叫作“经济的方式”，把第二种方法称为“政治的方式”。罗斯巴德也指出：“从自然法的逻辑出发，获得物体所有权的方式只有一种，即生产，然后进行交换。”

• 有了市场和价格，价高者得是唯一促使人们增加生产来换取所需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要想满足自己，先要满足别人。

边际价值递减定理

• 马云很有钱，100万元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我们也可以通过税收的办法把他这100万元拿来帮助穷人。这就是很多国家的现行做法。但是，如果他这100万元由他自己做决定，那么他有可能会去捐建一所希望小学，也有可能去投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样会帮助更多的人。对于这100万元来说，哪一种使用方法的边际效用更有价值呢？这就还是巴斯夏提出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问题。

  很显然，传统经济学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解释是有缺陷的，理论错误导致了人们的观念错误，进而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决策。

•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对“效用”的定义是，“一物用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这个定义侧重于“物”的客观属性，说具备某种能力其实也不严谨，更好的表达是，一物有满足人类欲望的属性、特性，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而奥地利学派对“价值”的定义则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以外”。这个定义侧重于“人”对“物”的主观判断，尤其是侧重于具体的个人目的和“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在远古时代就存在，它们一直有“效用”。但当时的人们知识有限，认识不到这些“物”的作用和价值，这些“物”对他们来说无法使用，也就没有“价值”。再比如，空气和阳光有着非常重要的客观“效用”，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空气和阳光通常并没有太多的“价值”。

• 简单来说，“效用”是一种“物”的客观属性，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但不能决定人的行动。而“价值”是一种“人”的主观判断，用以判断相对于一个具体的目的而言，是否能够发挥“物”的属性，从而让“物”来发挥作用。更简单一点，具备“效用”的“物”，需要经过“人”根据目的的判断，才能决定这个“物”的真正“价值”。或者极简一点：效用（客观）一人（目的）一价值（主观）。

价格的形成

• 财富增加通常是因为有更多的产出。但从逻辑上看，物质总和没有变，但这些物质通过自由交易到了认为它们更有价值的人手中，那么这个财富也是增加的。这个逻辑给更多的产出提供了原始的行动思维或者原始的行动力。

• 货币的作用是，让我们不再依赖于物物交换的价格，不必再罗列每一种物品（服务）和其他物品（服务）之间的交换比率。货币扮演的角色是，让我们只需要关心其他物品（服务）跟货币的交换价格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在不同村子、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需求定理

• 需求定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或者说，代价越小，需求量越大。如果把这个代价替换成价格 $P$,并把它放在坐标轴的纵轴上，然后用横轴来表示需求量 $Q$ 那么我们可以把需求定理表示成一条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曲线，这条曲线的基本特征就是“向右下方倾斜”。

• 有些物品没有市场，或者属于非金钱物品。还有可能在某些制度下，市场不存在，物品没有价格。没有价格，并不是说没有代价，此时我们的考察就要转到对代价的观察上去。市场价格是代价的表现形式之一，代价并不一定全部以市场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有些情况的转变就要考察代价的转变。

• 成交量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需求定理中的需求量永远是一个理论上的变化趋势。把成交量当成需求量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货币的起源和职能

• 门格尔认为，货币的起源、形态，和语言的发展非常相像。对于一种语言来说，一起用的人多了，接受的人多了，它就形成了一种“自发秩序”。货币就是在不断的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

• 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我们都无法准确统计出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所谓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不足都是不应有的伪概念和伪问题。

为什么会有利息

• 米塞斯明确指出，利息源于人的时间偏好。利息产生的唯一原因是，人们有“正的时间偏好”，也就是人们对“现货”的评价要高于对同质的“期货”的评价。利息可以看作现在与未来跨期“交换”的产物，是“期货”相对于“现货”的一个“折扣”。

• 利息的唯一来源是时间偏好，也就是行动人对于同质财货的价值判断，期货的价值要低于现货的价值，这个差异额就是利息。而我们这里的“时间偏好”，并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考虑，更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的设计，它是人的行动的固有逻辑，它属于行动学的范畴，我们可以从“人的行动公理”中推理出来。

• 时间作为手段，人们也总是倾向于用更短的时间，也就是更少的手段，实现行动的目的。也就是说，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我们一定希望尽快地满足欲望，这就是“时间偏好定理”。

• 同质手段满足最靠前目的的那个单位价值最大。如果排序提前，比如提前消费，那就需要支付溢价；如果推迟满足，那就需要收取利息。

成本永远向前看

• 经济学中的成本，并不是我们以前做的那些努力，不是向后看的，而是朝前看的。所以，从代价的角度去理解成本是最容易的，成本就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代价”就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放弃了的东西。

• 经济学上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所有的成本都是代价。

比较优势原理

• 李嘉图的分析很精彩，只是以国家为认识的切入点很容易让后来的理论学习者忽视“个体的行动人才应该成为理论分析的起点”。

亚当•斯密和米塞斯对于分工合作的分析

• 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集体不能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一切社会行动都由个人的行动组成，一切历史事件也可以还原成个人行动。

• 绝不存在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集体行动”，任何集体主义语境中所谓的“集体行动”都必然是某个人、某个指挥者意志下的行动。群体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行动，并不是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而是一种“共同行动”，即群体中的每个人在其独立意志支配下与具有相同目标的其他人合作是一种共同的合作行动。

价格对成本的影响和定价策略问题

• 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也是“（历史）成本决定价格”中的一种，不过由于它把商品的价值来源主要赋予在“劳动”这一个要素上，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还有许多变种，但它们的理论逻辑是一样的。在这种价格理论的影响下，人们会强调“等价交换”和“公平价格”。

• 价值评价是个人的、主观的，而价格则是一个市场现象。每个人对交易获得的商品的价值评价总是大于对交换出去的商品的价值评价。交换行动中这种主观价值判断的不等价以及市场参与者对商品评值的参差不齐，正是市场价格得以形成的基础。

• 真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要素并非专用的世界，对要素用途的竞争就是一个如何有效配置才能满足最迫切的欲望的问题。

•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是直接评价该商品相对其主观价值的；但企业家在购买生产要素时，并不直接评价要购买的要素的主观价值，而是以这些要素所能生产的产品估价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形成直接依赖于“主观价值评判”，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则与消费品的“价格”相关联。

企业家精神与竞争

•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用通俗一点的话来理解，企业家精神就是“敢想敢干”，有洞察力，能想到和发现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有信心、有毅力、有行动，能把事情干成，消费者愿意付费购买。

• 一个国家是富有还是贫穷，其经济是增长还是停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允许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作用。米塞斯是这样论述企业家的：“成功的企业家以及创业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会纠结于过去和当前，而会根据自己对未来的洞见来处理事务。他和别人一样看到过去和当前，却以独到的眼光去判断未来。”

• 竞争不仅能够保护消费者，还能够保护工人。这与我们印象中的剥削理论不同，竞争之下，指望通过“剥削”来赚钱，往往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了长远发展，各大公司往往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才储备。人才不一定是程序员、金融高管，你只要能胜任某个工作岗位，干好某个工作，就可以被称为人才。当行业产生竞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同行业的相互挖人的情况。

反垄断的迷信

• 罗斯巴德对于垄断问题的看法则更加彻底和直接，那就是除了权力干预形成的行政垄断之外，自由市场上并不存在垄断和垄断价格这回事。同时，我们应该放弃使用“竞争性价格”这个术语，应使用“自由市场价格”来代替。因为自由市场价格是市场上交易参与者自愿达成的价格，它永远是一个“最好的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自由市场价格”和强制推行的行政垄断价格做对比，而不是和自由市场上不同合作模式的各种定价策略做对比。

• 薛兆丰在《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中指出了反垄断法带来的三种结果：对于被市场淘汰的勾结，反垄断法多此一举；对于被市场认可的勾结，反垄断法是错杀良民；而对于被官府保护的勾结，反垄断法则无能为力。

•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也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判断是不是垄断不能看规模，而是要看行业准入是否自由。对于自由竞争下的公司来说，规模再大也不是垄断；对于行政力量介入下不准外人进的行业来说，公司数量再多也是垄断。唯一需要反对的垄断是行政力量强加的垄断。

• 实际上，只要市场准入自由，竞争就从不消失。有害的垄断只有一种，那就是权力导致的行政垄断。

知识产权的僭妄

• 。产权的作用在于“定纷止争”，确定一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能抢走。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前提是，这个东西是稀缺的，是有排他性的。

• 产权需要国家来赋予这种专有权或独占权吗？不需要。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但所谓的知识产权却需要国家的强制力来赋予独占权，这就是区别所在。所谓的知识产权，其实是“假保护、真垄断”，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达到独占的效果。我们恐怕很难说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 从逻辑上看，只有本质上稀缺的东西才会是人们争夺的对象，才需要规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知识本身并不稀缺，知识在被生产出来为人所知后并不稀缺。但是，在知识被我们知道之前，生产知识的那个人是稀缺的。知识本身的不稀缺和生产知识的人的稀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 市场的自由是，你有主动选择公开或者不公开的自由。同时，一旦这种知识公开，别人怎么利用这些知识也是别人的自由。

•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知识是否是稀缺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变得不稀缺了。但这里需要注意区分的是，知识本身、生产知识的人以及知识的载体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三种东西都跟知识有关，其中生产知识的人必定是稀缺的，知识的载体也必然是稀缺的。生产知识的人和知识的载体都归属于产权范围，我们应该对此都没有异议。

两种常见的价格管制

• 最低工资制度的问题在于，想当然地把工人放到了弱势地位，认为企业家有责任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没有认识到工资的提高要么是整体生产效率、赢利能力的提高，要么是工人自身技能素质的提高。单纯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一个最低工资，结果只能是好心办坏事。

• 对于同样的工作岗位，竞争总是发生在需要这个工作岗位的劳动力之间，而不会发生在劳动力和雇主之间。雇主和其他雇主竞争，而工人和工人竞争。

通货膨胀

• 通货指的就是货币，而膨胀是一种现象，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它相对于什么膨胀了，以及膨胀带来了哪些后果。

• 

  严格定义上的通货膨胀，一般是指“货币替代品”的大量增加。更准确地说，通货膨胀是货币替代品中“信用媒介”供给数量的大幅增加。货币证券对应于商品信用，是不能扩张的。所以,，米塞斯也把通货膨胀称为“信用扩张”。

• 到了今天，很多人的观念已经上升到了没有国家统一印货币就一定会引发金融系统的不稳定的地步，上升到了影响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地步。但他们很难看清楚的是，国家在印制没有锚的货币上，是多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轻易就合法地、合乎民意并且静悄悄地转移了民间的财富。

• 从短期来讲，通货膨胀对你的影响是好是坏，首先取决于你和货币发行中心的距离、获得资金的能力以及获得资金的先后，其次取决于你手上的资产是否能够保值。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的副作用则相对隐蔽和不易察觉。通货膨胀往往对政府和富人最有利，因为政府可以最先拿到钱，而富人则大多都有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资产。受到伤害最大的则是工薪阶层的穷人，一方面他们的存款被通货膨胀吞噬，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是最后拿到通货膨胀那部分钱的人。

• 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创造货币、扩张信用并不等于创造财富。

• 通货膨胀、货币超发扭曲了市场价格，给了市场上无数人错误的信号指导，进而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原来谨慎和保守的投资行为变得激进和大胆，原来

  不敢上马的生产线有了资金加速上马，使得市场短期内看上去很繁荣，看上去就像专家所说的达到了 “逆周期”的调节效果。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叫作“饮鸩止渴”，通货膨胀就是那杯止渴的“毒药”。

经济周期和大萧条

• 与弗里德曼的结论不同，罗斯巴德认为，通货紧缩引起的信贷收缩是大萧条的次要特征：“通货紧缩中的信贷收缩大幅度加快了调整的过程和商业恢复的步伐。”所以，罗斯巴德给出的建议是：“萧条时期，正确的政府政策就是严守自由放任的信条，包括大幅削减预算，并积极鼓励信贷收缩。”

•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逻辑，每次经济衰退实际上是一个对原有错误进行“纠错”的过程，是市场对这种资源错配和生产结构扭曲的一种“纠正”，是市场自发地向正确的资源配置轨道的一种回归。正确的做法是：停止信贷扩张，让错误的投资得到清算，让衰退自然发生；采用减税和减轻管制的方法，帮助市场恢复元气，而不是进一步刺激，把危机延缓和放大。

• 可持续的繁荣和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纪律和耐心。利率变低也是因为这种自律和节俭才发生的。假设某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既想要政绩（想要短期就能够看到明显的经济增长的效果，想要投资带来的好处），又不想承担减少消费（也就是储蓄）带来的痛苦。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想要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效果，却不需要花自己的钱，所以他们完全不必（也没有动力）去承担减少消费带来的痛苦。于是，我们看到，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就开始人为地干预市场利率，压低市场利率，使其低于原来自由市场自己所决定的利率水平。

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行

•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并非私有，我们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市场价格可以赋予它们。因此，经济计算，即以某种通用交换媒介为单位而进行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可以采用基数式的会计运算），无疑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的致命错误在于对土地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缺失——这也就意味着经济计算的缺失。”

• 交易双方放弃的东西一定会出现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最原始的价格表现形式。在没有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时候，这个价格的表现形式就是物和物之间的比例。在有了货币之后，这个价格就可以是货币的交换比例，也就是货币价格。

• 没有了私有产权，人们也就无法决定自己该放弃什么，也就无法进行交换，无法形成价格。没有了价格，也就没有了经济计算，人们就无法通过价格和行动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命门所在。

经济学现象解释

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

•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就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但是，想要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他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消费者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利己之心”就有可能导致“损人利己”。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很显然，美德或者道德，是市场的结果，并不是市场的逻辑基础和前提。

• 信息不对称永远都存在，但信息不对称并不会造成市场失灵，恰恰带来的是市场机会。发现这些机会，创造更多陌生人之间的连接可能性，把原来不信任的东西变成信任，这就是商机。

• 你可以短期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长期欺骗所有人。市场竞争越充分，信息不对称的窗口期就越短，作恶的人受到惩罚的时间也就越短，他们也就越倾向于追求长期的正常盈利，而不是通过作恶来追求短期利益。要想追求长期利益，人们就需要建立信任和口碑。

• 在市场经济中，声誉与品牌是企业最有价值与竞争优势的资产。诚如亚当·斯密所言，诚实是最好的商业政策。

市场的清道夫

•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不允许做空的。简单理解做空的办法就是，你手里没有股票，但是你也可以先卖再买。没有股票怎么还能卖出股票呢？这是因为你可以从证券公司那里借股票卖出，然后等股价跌了之后再把股票买回来，把股票还给证券公司，你赚的就是这中间的差价。

为中间商正名

• 正确的三观是，对别人赚你钱这事要喜闻乐见，要高兴才对。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做慈善去白给别人送钱，而是在需要的时候，花钱购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节约自己的成本和时间，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商业逻辑。

• 中间商是一个专业化的分工环节，它并不是通常被认为的低买高卖、当个倒爷、赚个差价那么简单。

• 中间商是信息处理的集散地。中间商通过分类信息，加速了信息的传递速度和传递质量，帮助我们筛选和匹配信息，有效节约了各方的成本和时间。所以，只要不是骗子，合格的中间商赚取差价，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市场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中间商也会越来越多。

需求是立体的，价格的作用是多维的

• 需求是立体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总数字，它包括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用途、用量以及急需程度。总需求的短缺无法反映出真实的具体需求。

• 经济学上的效率和伦理上的公正正义，在价格这里并不矛盾。价格是信号的传递，一切绕过价格的办法必然会导致信息的失真。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放弃价格去想其他办法来满足人们的真实需求。

坚持逻辑一致不是走极端

• 无论是卖房还是卖菜，价格的形成，从来都是卖方和卖方竞争，买方和买方竞争。陆铭教授在忽视了价格与成本无关的同时，还把一个叫卖价格问题上升到是否合理的问题上。对于价格到底涨多少才是合理的问题，正确的回答是“随便”。

• 一个人爱卖多少就卖多少，谁是产权人谁说了算。如果价格太高而没人买，那么这是他自找的。但是，这上升不到道德的高度。所以，举报卖高价的人都是什么心理呢？既不愿支付高价，又看着有人买得起不爽，一定要把价格压到自己能买得起才行。但实际上，价格倒是压下来了，那些人还是买不到。他们看到了有标签的价格，却没有看到那些无形的代价。

要钱不是要命

• 从长远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在沙漠送水不如在沙漠卖水，雪中送炭不如雪中卖炭。即便从当时的处境来看，卖水的人要一个天价，但他卖不出去，让需要水的人渴死了，他也还是没赚到钱，没得到什么收益。让对方渴死显然不是卖水人的最佳选择，救活才是，至于怎么救活，以什么样的价格，签订什么样的契约，这些就是卖水人或者企业家的具体落地执行问题了。

• 胡释之老师的总结很到位：“碰到匪徒，你要么给他钱，要么给他命，你不能什么都不给，你不能装得像没碰到他一样。碰到商人，你要么给他钱，获得自己急需的商品，要么不给他钱，就像没碰到他一样。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却经常被混为一谈，把提供急需商品的商人说成是趁火打劫。”

• 真实世界的逻辑看似无情，但涉及具体事务的当事人都在寻找各种解决途径。没有强制的商业和市场，是双赢或者多赢的最佳途径。这个“最佳”在理论上没有“之一”，但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没有强制。

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误解

• 有一种情况是非常容易激化矛盾的，即这并非是一个自愿交易，而是一种权利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就深深地透着这样一种权利分配的思维。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权利分配机制下，才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更多的问题。

• 权力主导之下的分配，必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分配规则，年龄、工龄、职称、级别等等不一而同。程序越复杂，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大，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大，矛盾必然也就越多，哪有市场之下的价格机制那么简单明了。

•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则认为：“均，谓各得其分。”而其中的“分”，可以理解为“本分”，在古汉语中还有职责或者权利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的“均”，指的是一种建立在权利观之上的公正诉求。按照本分和职责，得了该得的,那就是“均”；德不配位，拿了不该拿的，那就是“不均”。

• 只有通过市场和交易，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同时解决好“寡”和“不均”这两个问题。

食品药品有没有特殊性

•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也属于科学的范畴，也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暂且称其为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适用于不同商品，而商品之间的不同外在特征并不影响经济规律的内在本质。探寻社会科学中的这个经济规律，同样需要采用类似“质点”的规律来进行抽象分析，而不是发现某一些东西具有不同的外在特征，就寻求不同的解释规律来解释现象。对于这个经济学中的“质点”，我们通常称其为“商品”。

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 阿尔钦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么决定的重要。”

• 市场的作用之一在于，让价格呈现出来原本藏在内心的对自己需求重要性的判断。在市场上，我们必须用“金钱投票”的方式证明自己对这个需求是真实的。市场的作用之二在于，自由竞争。只要资源稀缺，市场就会存在竞争。竞争和稀缺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 供给方和需求方并不构成竞争关系。在自由竞争下，构成竞争关系的是，供给方和市场上其他的供给方，以及需求方和市场上其他的需求方。在供给这一方，竞争的结果是物美价廉，只有这样，供给方才能获得需求方的青睐；而在需求这一方，竞争的结果是价高者得，只有这样，需求方才能从供给方买到想要的东西。

• 公益性不是低价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是以一个人们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满足其最急的需求。和高速公路、地铁的免费一样，低价只会带来拥挤，就像职业“黄牛”那些愿意花时间而不愿意出钱的人会把因为急需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人挤走。低价并不意味着公益，反而意味着对真实需求的扭曲。

昨天的民营快递，今天的网约车

• 经济学的“零利润定理”告诉我们：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没有进退壁垒，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当存在超额利润时，大量企业会进入市场，导致价格下降，利润降低；长期均衡时，每个企业都只能获得零利润。纵观民营快递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价格下降、利润降低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入队伍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过程，更是一个进入壁垒逐渐破除的过程。

关于最低工资问题的商榷

• 卖豆腐、卖小吃、开出租车的人在选择去企业工作时，是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自谋职业的人，不过是选择了直接面对消费者，同样提供的是产品和服务，与前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 关于失业的定义，经济学者一般不认同政府的定义。而对失业问题的关注，也是在近代以时间合约为基础的雇佣制度出现后才出现的。我个人比较认同张五常教授关于失业的定义：一个可以工作而又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独自生产。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既不愿意接受待遇低的工作，又不愿意自己去创业，即使是摆地摊也不愿意去，这就是所谓的“失业”。

忘掉京东方吧

• 市场上并不存在“就算差一些，也必须搞”的产业。如果企业家认为某个产业必须搞，那么这是企业家的事情，拿自己的钱去试错，这是企业家的胆量、气魄。

• 如果一个企业无法通过产品赚钱，它就无法用产品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就不适合在这个领域继续战斗，就应该退出这个领域，而不是靠财政补贴赖着不走。不赚钱说明产品不行，这已经是对不起企业的所有人（股东）了。这些企业却以扶持民族产业之名、“总有一天我会行”的口号伸手要补贴，本质上不过是将在市场上赚不到的钱通过其他手段要过来罢了。

• 从战略上看，石油、CPU （中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重要性也远比一块液晶屏的重要性高得多。CPU、内存、硬盘、软件的重要性并不比一块液晶屏差，也没有见各个靠补贴打出一个名堂来，但它们的价格还是降下来了，我们也都能消费得起。

“中国芯"原本有机会

• 很多人认为，我们必须把核心科技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当然也是支持掌握核心科技和谋求更上游资源的话语权的，不过我更支持的是，谁觉得被掐脖子了，谁出钱出力去搞。一方面，这样不光是裹挟着别人出钱出力，在伦理正义上站不住脚，说不过去；另一方面，财政补贴扭曲了价格结构，让资源产生错配，原本可以更高效的事情反而变得低效起来。十年磨一剑，可能变成“十年假装磨一剑”。我说过，正义和效率是一回事，这并不矛盾，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盗版的一个有趣问题

• 知识没有产权，但服务是有的。知识一经生产便不再稀缺，但提供服务的人永远稀缺。所以，知识本身不值钱，而是人值钱。

• 假如盗版商贩拿了我们的作品去赚钱，还不分我们一分钱，我们会不会不爽？说实话，如果赚几元钱，那么我们可能没感觉。但如果对方赚了十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那么我们心里的感觉会很微妙。这种感觉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有人中了五百万元彩票大奖，而是中奖的这个人是你的邻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爽”不等于侵权，因为我们无法赚尽每一分钱，没有赚到的钱并不是我们的钱，别人并没有抢走我们的钱。如果我们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卖多少钱，而别人却拿着我们的作品大卖特卖，那么别人很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的东西，比如流量。我说过，知识不值钱，但服务值钱，一个产品的竞争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所以，作为知识的提供者，我们要考虑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服务，通过服务形成别人无法提供的护城河。

• 劳动价值论让我们误以为一件作品有劳动在里边，所以盗版就是不劳而获，于是“盗版有罪”成为一种天然的“正义”。主观价值论从未进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以盗版的问题也从未引起过在这个层面的思考和讨论。

• 作品是知识，但代言、商演都是服务。知识没有产权，但服务有。保护产权很重要，但没有必要为了彰显这种重要，而给一个没有产权的知识强行赋予产权。

真正的李约瑟难题

• 李约瑟从地理、社会结构、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其中这句话最重要：“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近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主义的衰落与消亡就无法想象这一切。”他认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么他最好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入手。”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李约瑟难题。

最佳的田野调查在中国

• 当想用事实来验证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推论是否正确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问题”。能够统计的，只有看得见的且已经发生的数据，而那些未曾发生的，也是实实在在损失的机会成本，却永远无法进行统计。

• 变量的无法控制和看不见的数据无法统计是随机控制实验这个在自然科学、工程领域颇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里出现的致命硬伤。这两点硬伤使这些人的研究理论和成果却不得不面临非常大的局限性。

• 在所有发展经济、缓解贫困的因素当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保护产权和消除影响市场交易的各种障碍。

行为经济学不重要

•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对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不满，认为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他们认为，“理性人假设”本身就不成立，所以很多现象是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的，要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于是，他们引入心理学的工具来帮助他们研究人们的经济决策，试图从形式上“更科学”地描述一些预期效用理论及其他主流经济学标准工具无法解释的结果。

• 站在芝加哥学派的角度，理性人、自私人的假设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人的本质特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的分析能够站得住脚，可以被证伪但又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站在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理性人假设”从未出现在其理论体系中。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归入商学院的管理和定价技术问题，但不属于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问题。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被他们带坏的

• 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其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拿着刀拦路抢劫，有的人则冠冕堂皇。极为庄重的皇家仪式背后却是悄无声息的苟且，关键还打着为了人类平等的旗号。

• 1974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意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他肯定不建议设立这个经济学奖。哈耶克的理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不应有的权威。

斯蒂格利茨的误导

• 斯蒂格利茨错在哪里？他说：“当你给予富人足够的金钱时，其余所有人都能够获益，但这种理论是无效的。”他错在这句话的主语不明确，“当你给予富人足够多的钱”中的“你”具体所指何人，无论在书中还是在采访中，斯蒂格利茨都没有进行明确。而正是这个主语的缺失，将带来巨大的误导，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某个具体的人或机构给了富人们一笔足够多的钱，从而让他们变得富有了。但是，乔布斯之所以能成为乔布斯，是因为全球消费者用钞票进行了 “投票”，乔布斯进而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 基尼系数的第一个误导是，它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收入和财富是一个“分配”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财富的流动过程并不是一个“分配”行为，而是一个自愿的互惠互利的交易行为，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基尼系数的第二个误导是，它忽略了造成不平等问题的原因。

• 周其仁教授指出了基尼系数的两个问题：一是以现金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测度离实际的收入和分配状况尚有不小的距离，二是即使我们得到公认的准确度量，“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也不是一回事。基尼系数本身并不能指证分配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我们没有理由把基尼系数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备受关注。若我们不加辨析毫无保留地接受其观点，那么我们被误导恐怕在所难免。罗宾逊夫人说过：“我学经济学，就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

后记 传递逻辑的力量

• 很多时候，我们对正义本身的追求是相同的，不同的则是我们对正义的具体理解以及正义的实现路径。

• 经济学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正义，正义就是效率，自由、正义和效率三者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三面。

• 经济学的魅力在于，它能教会我们既看到看得见的事实，也看到看不见的真相。当我们试图去寻找“看不见的”真相时，因为“看不见”，所以它们并不是一些经验数据，而是无法进行统计和计量的。在寻找“看不见的”真相时，我们能够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逻辑推演。通过逻辑推演，我们可以揭示事实背后的“逻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