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2013. 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M]. 东方出版社.

自序

由于科学研究是一种对前人经验总结中不可重复检验的结论作“不断证伪”才能逐渐达到一般理性高度的认识创新过程。因此，我们特意把“批判政策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放在前面，意在区别于非科学：只有超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利益结构约束，才能做到“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才能做到**“去价值判断”的客观研究**——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过程作范畴归纳，对各种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证伪比较，渐进发现其中的本质关系。¹

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

1956年城市里完成的主要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并非农业自身的制度需要——代表城市工业的部门向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管，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而1960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本质也是在外资突然中辍时，这10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的总爆发！²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果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³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讨论在欧洲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L$与资本$K$的关系演变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以$L$替代$K$”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⁴

历史告诉人们，东方实现公平的群众运动与西方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内容形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在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因而，只要愿意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就不期然地有了打扫思想理论体系泛滥的糟粕、重建意识形态的效果。

决定政府以何种体制运作的核心是财政税收。

只要从实际出发就会看到，**“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是自1958年放权地方以来，中国这种“政府公司化”政治体制中延续至今的最大难题！**既然主要矛盾是中共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除非党内利益集团公开化、政治派别及其代言方式制度化，否则就无法靠一般的政治建设和纪律约束来化解。⁵

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既非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也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⁶

概念提示

概念一 ：资本与政府

人类在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人类自身的——在经济基础方面是资本，上层建筑方面是政府。不同名义的政府之服务于资本，只是这个阶段上层建筑派生于并服从于经济基础的一般内涵。相对这种一般性而言的特殊性，则是直接由政府权力占有或垄断掌控的资本被称为国家资本，且因其内在地结合于政府而客观上形成“政府公司化”，并势必导致“权力资本化”。⁷

当代精英们之所以仍作困惑状，似乎不在于对这种客观规律承认与否，而更在于如何把握规律来进行自我约束。

概念二：城市化与危机周期

鉴于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遂有追求城市资本“泛政治化”制度收益的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不自觉地造成城市积聚资本与生倶来的风险集中危机，并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

当代精英集团和痴迷于发展主义主流的群体，在遭受多次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打击之下仍然乐此不疲、随波逐流地强化着这种“自在”特性。

概念三：政治现代化成本与债务危机

由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乃资本和政府这两个人类制造的异化物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结合而造成币权信用扩张过快，“负外部性”过大使然。这既是由经济基础虚拟化催生的贪婪的“金融化泡沫经济”而成，也是由西方所谓现代化政体内含的“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的“负债机制”所致。任何跟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泛化，盲目照搬西方政体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类似甚至更惨重的逻辑结果。

概念四：“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

二战期间及其后广泛发生的解殖斗争形成了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因其普遍参照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追求“发展主义”现代化，却又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在这样的历史性演变之中，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中国在改革之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其代价，因而在城市实现“软着陆”；此后的危机则主要在城市“硬着陆”，因而引发“改革”。

概念五：危机软着陆与加强三农

中国作为后发的、资本极度稀缺的国家，为了建设集中在城市的国家工业，在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都采行了不同名义的“亲资本”政策；在完全没有规模资本投入可能性的个别阶段，则采行过“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本”政策。中国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連续几年増加了数万亿投资，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因而在遭遇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才能成功应对。这是一个实现城乡双赢“软着陆”的重要案例。

第一部分 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中国在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之前的那个一般性的工业化过程，可以按照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在经济指标上则表现为新中国60多年平均达到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⁸

中国在相对被动的、资本绝对稀缺的条件下只有靠“对外开放”吸引国外资本，才能推进国家工业化；并且，只有按照国外资本的制度要求改造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运转外资经济。而这，对于通过百年浴血奋斗才重新获得主权的中国人而言，无疑要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⁹

像中国这样的边续国家和半边线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¹⁰

世界上任何实体经济（physical economy）的被纳入，都客观地给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¹¹

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¹²

孔祥智的研究指出，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就至少达到17.3万亿元。可见，新中国成立60年里，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土地用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孔祥智，何安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教学与研究》，《教学于研究》，2009（9）】

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

因为——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所愿意承认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容易稳定的，而现代的城市社会则不容易稳定——在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总是率先爆发于资本积聚的同时带动风险集中的城市，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因为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对外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为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

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对中国造成像苏东那么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破坏作用。【南开大学课题组：《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二、危机化解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

只有在资本不再属于稀缺要素和国家债务压力下降成为客观具备的外部条件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可能真正贯彻“亲民生”政策。¹³

**新世纪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计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资源的加速流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只是成为外部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掠夺性地获取收益的来源，而没有成为真正能吸纳沿海过剩资本的“资产池”。¹⁴

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和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由于人力资源存量（潜在剩余价值存量）比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乡土中国的“草尖”群体——长达20年地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增人口，禁止分地”的“土地规模经济猜想”被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使得很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都呈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的趋向。¹⁵

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在遭受了“多阶剥夺”后回到乡村的“残值偏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相对于追求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已经很难满足后者的获利需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残值偏低”而必然难以“被资本化”。从而，也就使女性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即使认同“发展主义”的资本化，也越来越缺乏基本的条件。这个道理，就相当于无论水库有多大，其“死库容”也不可能用于发电。¹⁶

1989年以来农业占GDP的比重和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同步下降。在1993–1994年危机爆发、政府应对之策的城市利益倾向使乡镇企业发展受阻、随波逐流地纳入私有化大潮之后，小农家庭追求综合收益目标之下的劳动力组合投资特征愈发明显转向外部预期，派生出这种**“小农家庭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防止简单再生产链条断裂”**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在基本属性上还是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其所以在平时能够忍受无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并且自觉压低在打工地的消费，是为了在年底一次性得到一笔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高得多的现金收入。这个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为“无风险”财产基础的农民流动打工者的群体特征，才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能够在长达20年里维持低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的真实内因。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一是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其受城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由于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国金融危机埋单”的对外妥协＋赎买之策，必然使国内经济社会关系已经高度绷紧的状态趋于恶化。

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来缓解比1997–2001年周期严峻得多的国内问题，防止累积的人民内部矛盾被西方金融危机代价转嫁而触发为对抗性、社会性动乱。

尽可能减少“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所隐含的社会冲突诱发因素。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只要在10%以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当年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但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消纳社会紧张关系。何况，那时的政府主要依靠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度稳定的集体化组织，就几乎可以全额吸纳了城市危机排斥出来的潜在失业人群。¹⁷

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都不可能像殖民主义宗主国那样对外转嫁，而只能依靠一定制度条件对内转嫁，此乃规律——本书归纳为**“成本转嫁论”**。后发国家，概莫能外。

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客观上既使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实现了对高风险城市经济的“去依附”，也形成了农村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都在自然村。¹⁸

如同历史上任何朝代实现均田免赋都会造成农民忠于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地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同时也与世界上任何没有通过土地革命完成国民动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本制度上构成区别）。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矛盾：在城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势必由于从高度分散且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提取农业剩余而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在高通胀导致的市场风险打击下的小农经济更加趋于“风险厌恶”而采取“去货币化”行为——农民一般情况下都会既存粮惜售，又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

只要进入工业化、无论信奉何种主义都会遭遇到的交易费用难题，是为直接“制度成本”；在不能向农村转嫁的条件下，则势必向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转嫁，直接表现就是营商环境劣化。¹⁹

单纯依靠国内的城市群众运动，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发生在城市经济中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制度成本——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屡经动乱，却都未能在城市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病根所在！²⁰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20世纪6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方针以后，替代稀缺程度几乎为零的资本要素、并在社会大生产中发挥龙头作用的，是在长期战争和均分制土地改革过程中奠定的国民动员基础，以及在传统村社的社会资源再资本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资本——而体现了西方后工业化需求的个体化意识形态对这两者最典型的舆论表述则是极权主义压抑个性的“人海战术”和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条件下的“大拨哄、大呼隆”。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后来学者如果不考虑那个时代中国周边地缘政治趋紧的影响，使用任何西方微观经济学方法都能对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作出绝对负面的评价，且看起来越是负面的评价就越是具有高度正确的经济理性！因为，如果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中国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

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不仅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其代价还是得向农村转嫁。

当时的中央政府从战争的角度，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要搞原子弹，二是要搞“三线建设”就是把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使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²¹

中央政府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

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国内工业被动应对西方地缘战略，其空间调整的代价很大，事实上根本不能用本源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左”、“右”概念来归纳。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考虑到七十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与华国锋等提出的“八二方案”只有数量不同，内容上具有清楚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将整个七十年代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之后，中国成规模地引进以欧美日为主的西方设备的经济过程统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外资”**。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始于1972年的以第二次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竟然与1963年不得不让位于三线建设而不幸胎死腹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殊途同归。²²

中国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西方之后，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后来被称为“第三产业”）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备感痛苦地洗心革面，以转变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乃至整个相关制度体系）的思路，否则就不可能自觉地适应现在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需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之被主管经济的高官们渐次提出并且“被演进着”。

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以按人口数量优先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为主要特点、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以“内部化”特性来化解外部性风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接受并且容纳了20年内3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一中国的“三农”在这种重复发作的社会运动之中，至少3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²³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在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推出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名的经济活动中，最为实质性与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地方借南方谈话得以放手推进政府公司化进程，最后促成经济过热而把债务负担推给中央。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占比过低承担不起这个代价，只能加快货币化印钞机“三班倒”，大量增发货币。与此同时，地产、证券、期货这三大具有投机性的高风险市场借机开放，顿时吸引了全社会的投机性资金，短期投资迅猛增长，通货膨胀陡然严重——世界上任何投机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被如此短期地大规模集中，都会带来这样的规律性后果，中国没理由例外——迅即造成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领域赤字同时爆发为内容的1993–1994年经济危机。²⁴

就在1993年中国在经济病态过热的同时遭遇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危机爆发的形势下，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改革”的路线，中国政府在1994年壮士断腕般地采取了远比后来欧盟应对欧债危机更大刀阔斧的紧缩行为，排除“地雷阵”和冲出“万丈深渊”般地力推三大宏观领域改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辅之以强行紧缩银根和地根的宏观调控措施。

更为史无前例的与存量出售相关的关键措施则是两大“政府退出”：政府退出国企，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政府从不经济的中小型、非垄断的国企退出）；以及政府“退出”公共福利，直接推进职工住房（相当于近年作为民生新政强调的“公租房”）市场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等。

在城市工业多年来过量提取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剩余导致“三农”衰败之后，在城市经济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后，农村集体化就已经完成了服务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于是，政府即通过全面推行以“大包干”为名的家庭承包制，从已经几乎没有剩余的“三农”领域退出，农村集体经济也随之解体，维持数千年乡土社会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遂自然得以恢复。于是，2亿多的分散小农户不再可能成为接纳城市过剩劳动力“下乡插队”的载体。

此类以“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领域”为实质的农村改革，其带来微观经济领域的制度收益是农户经济的活跃和农产品生产全面增加。但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制度成本之一，就表现为此后的多次危机都只能在城里“硬着陆”。

中央政府1992年在库存粮食加剧财政赤字的压力下全面取消粮票的改革，也大致消除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的打工潮自此发生。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1979–1981年的财政危机原因可总结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当时的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者都利于构建新政权的合法性（前者诉诸民族自强，后者则带有“赎买”的政策色彩）。而这两条战线的同时大手笔出击，恰恰又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任何体制下依靠财政赤字透支政府信用，都会最终造成财政严重地入不敷出。

从实际的经验过程看，第四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而“三农”却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的领域。

农村承包制改革在理论上可归类为“政府退出”或者可以理解为政府通过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向村社集体和农民作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并最终形成制度的一项“交易”。²⁵

当时人们对农业超常规增产原因的归纳是：以上三种因素——承包制、价格调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占三分之一”。

两个原因使得此时无法再向“三农”转稼代价：一是人民公社解体，导致政府不再有可能把城市过剩劳动力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名直接向“三农”转嫁代价，二是当时的农村政策部门还暂时性地具有保护“三农”利益和参与决策的作用。因而在此阶段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的政策并未产生实质效果。

当我们今天再次走进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那些具体事件中，已很难有上述经验或理论探讨中所呈现的那种清晰思路，更多读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见之于客观事物的牵强附会和得益于利益集团的理论家们在进退维谷之际作出的左右逢源的论断。²⁶

单就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发展历程看，在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发生在没有明确责权利的“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的外经外贸领域的两个“突破”，其本身造成的代价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转嫁方式，必然形成国家过高负债的代价因难以再向“三农”转嫁而不得不在城市体制上“硬着陆”，随之催发内生性的改革。因此，在纳入这个客观经验过程的意义上，我们同意舆论界和理论界关于**“开放先于改革，开放推进改革”**的说法。

二、危机五：1988–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政府为甩掉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成本而推出激进的价格闯关，所引爆的，其实主要是两个被双轨制的内部化机制所掩盖的制度成本：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二者都必然造成高水平通货膨胀。

一方面此次转嫁的对象也是乡镇企业，具体则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最为历史性的后果是：这次城市利益取向的调控，由于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消费，遂导致内需不足，带来的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愈益显著，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得不由此前的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然而，那个时候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多数都还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²⁷

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

放松劳动力流动的最重要的配套措施是，到1992年4月1日，国家因农业主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对库存的补贴压力加大，而决定取消粮票。于是，农民进城只要有钱挣就不担心没饭吃，这也为劳动力自由进城务工直接消除了制度障碍，遂使1993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陡然增加到4000万以上，直接弥补了因乡镇企业停产倒闭而带来的收入降低的问题。

一般人很少意识到，1992年因财政压力而取消票证制度的这一政策，派生了一个更为吊诡的结果，就是中国由此使货币真正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也由此进入了货币化时期！²⁸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作为出口创汇的一项重要政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代名词。至于为什么这一政策的主要指向却落在刚刚起步，但却远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则客观至少部分地是出于保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且内含着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的需要。

本币大幅贬值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之间凭空多了一个巨大的成本优势，加之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中央颁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即创办了20多万家公司。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内在地以权谋私所生成的制度成本，则因其特殊地位而得以顺畅地向全社会转嫁，强力地助推着1993—1994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改制如同林毅夫所说，推行政企分开的结果只是把政府部门变成了翻牌公司，除了将原来的处长、局长改称为经理、总经理和让这些人的工资上涨不再受行政约束外，行政垄断和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保护来生存的情形基本没有改变。

随着股票和债券的出现，货币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即所谓的货币资本化。这就是货币信用化过程。货币的信用化和资本化，是虚拟经济的初始形态，它不再与实体经济存在对应关系，而是信用扩张的结果。

邓小平路径依赖地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七十年代引进外资经验。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放权让利的由地方自主却不承担风险责任的第三次引进外资，毫无悬念地使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外债在1993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正如分税制改革事实上是以地方政府尚有操纵余地的1993年作为税收返还基期年，换取地方政府对中央这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支持，因此这就如同双方之间达成一种交易一样，遂使1994年宏观调控措施雷声大、雨点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易的延续。

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而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暴利的特征。

这些被一般性地认为属于社会性腐败的现象背后的潜规则问题则更为严峻：这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地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地位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饕着，且继续占有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实行了两次财政体制改革，第一次是1984年实行的“财政分级承包”，第二次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这两次内在地体现了“甩包袱”政策思想的改革都对农村治理问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本来长期性的金融资本极度短缺，对高利率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遇到经济过热则势必甚嚣尘上，而在宏观调控之下却可以另辟蹊径，走向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产业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越是流动性差、缺乏投机获利条件的经济领域，金融资本就越是尽早远离，遂产生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ve）趋势。

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异化于在地产业资本（localized industrial capital），各地政府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的增值分享，越来越多地青眯没有社区负担的外资。

1992年开始的“政企分开”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风潮，事实上已经将20世纪80年代积累起来的、承载着集体福利及实现社区就业最大化的农村企业逐步转变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产业实体。集体企业依靠集体资源完成积累，而后又在改制中变成单位自有的过程，与全民企业依靠国家力量完成积累，在改革中逐步变成单位自有的过程，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而因招商引资进入各种园区并逐渐结构化的产业资本，也没有建立起与本地福利的直接联系。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值得关注的矛盾激化也是与这种救市政策相伴生的：1997-1998年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救市投资在带来经济复苏的同时，因占用过量农村资源而使农村过多承担了制度成本，甚至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的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地步的各地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海内外舆论有几多瓦釜雷鸣，各地“维稳”形势就有几多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以推动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发展主义增长观”一直在延续，并且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分配越来越不平衡，这也成为贯彻中共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执政理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二、危机七：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演变的视角看：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后，欧美国家在布鲁塞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²⁹

在1998年银行商业化改制之前，财政和金融这两个部门，都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手段，也就是所谓“财政金融不分家”。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制度成本转嫁”的认识不可能是先验的。只是在这种制度交易造成的代价越来越多地转化为社会上大规模爆发的对抗性冲突及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之后，才有中央政府以主要出资人身份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出台。

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

疾驰在投资拉动增长这条单行道上的中国人，只能在每天祈祷世界和平的同时以众所周知的向美国作“双重输出”的方式“赎买发展权”，借着美国及其盟国在有效控制全球资源市场和运输通道的硬件条件下构建的所谓的“国际秩序”。³⁰

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化解城市危机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包括1998年展开的以降低国有银行风险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等，都成了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向城市的“抽水机”。

社会学的文献资料研究表明，一段时期内关于某种主题的政策出台频率，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上该问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³¹

这场输入型危机尽管由于中国政府1998年开始的一系列强力干预，1997和1998两年的GDP增速分别保持在7.8%和7.6%，维持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在国内直接演化为经济下滑探底的大萧条，但却导致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长达4年的“农民收入增速下降”和随之亦步亦趋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并且，由于政府采取的城市导向的应对危机政策，对“三农”和乡村治理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中国人需要知道，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9年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对于中国在自身“生产过剩”压力下加快纳入本来已经很“古典”地过剩着的全球化是有解释力的。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新世纪以来，国内过剩的垄断金融资本显露出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趋势，主要与地产和股市结合，拉动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这也是西方核心国家或核心部门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而地方政府经济因财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垄断，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资的负债拉动投资，而循着“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去寻求增长的办法。³²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第三次乡村治理危机，根据我们近年来所进行的理论归纳，乡村治理危机主要归因于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这个分析对于中国“三农新政”的出台背景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既然是输入型危机，就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化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³³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本源于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区的危机表现出西方现代化文明内生的矛盾之不可解。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实现了的现代化目标及其派生的现代化体制本身，具有内生性的不可自我化解的内在矛盾，只有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转嫁危机代价才能维持资本主导的国家的生存。

Ⅰ 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

“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所谓一个趋势，是指全球化进程中的**“法西斯化”趋势**；两种保守，是指表面对立的激进自由派和垄断经济在实质上殊途同归地属于保守主义“拉倒车”——回归已经被经验证明失败的19世纪西方政治和东方财阀经济；三大战略则是指中国面对三个近乎无解难题而可能选择的出路。

一、所谓“三个无解难题”也是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成为趋势的内因

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本质上是中国对凭借军事强权支撑泡沫化货币体系和掌控全球资源体系的美国不得不“再依附”且这种关系愈益加深。甚至也可以说是在华盛顿共识给定全球贫富“二八开”条件下，一种试图让富国俱乐部接受“四六开”的“国家发展权合法化赎买”——中国人口占世界20%，如果中国实现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则意味着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世界的“二八开”（全球资源仅可以满足20%白种人为主的发达国家的需求）演化为所谓以北京共识为导向的“四六开”。

客观地解析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之荒谬，本源于其内在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却以资源有限为由，多次公开拒绝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并指责中国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国际体系构成威胁。

二、对全球基本秩序格局演变趋势的展望

金融资本的深化和扩张几乎不受本国社会大众制约，而且会因其能够大量获得海外产业收益转而使得本国大众得以分享全球资本化汇回利润。

发达国家的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演变为与其高成本的政治体制具有内在相关性的财政危机。³⁴

因此，这个将要波及全世界的财政危机，又是一次比较大的政治危机，而且是结构性的。西方国家的老龄化和高福利制度将加剧危机的影响。何况，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领域在本质上已经“去工业化”，由于社会成本极高而无法向工业社会回归。

美国的经济复苏也没有拉动就业，是一个“无制造业增长”因而也就“无就业增加”的复苏。这是理解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由此可推断美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产业危机→社会危机的基本演变趋势。

三、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风险与制约

中国在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中似乎缺乏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作“双重投入”却没有任何身为投资国和债权国的话语权：一方面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被批为倾销和抢夺美国劳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即使老老实实把千辛万苦换得的贸易盈余拿去购买美债，也还是被批为摧毁美国经济的“核武器”，而如果转而去发展中国家投资能源和资源，则又被批为新殖民主义。

没有形成文化软实力和政治巧实力的中国，似乎尴尬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一一就连亦步亦趋地跟从美国，也不能得到控制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话语权的美国的认可。

四、中国的战略对策

单从政治改革来看，现在世界上的西方民主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因为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基本构架在整个社会结构转型中已经不再有实质性的民主内涵。

21世纪的西方政党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化竞争含义了，除了是竞选的机器之外没有任何政党博弈的背景。可见，政党政治正在出现内涵性变化，其趋势将是政党自身的代表性不清楚而和国家利益越来越一致，即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国家化”。

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持续上升，内在逻辑也都是一样的，即政党政治条件下的政权变更这个机制会导致“后任不理前任账”的结果，哪一届政府在任上都会尽量借钱花钱，管它身后洪水滔天。

中国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一定程度上政党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和西方一样——也是政党国家化，表现为政党跟国家过于同构，跟社会等级结构也过于同构。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通过政党来提高国家的整合能力，提高对草根诉求的代表性，以公平为方向进行结构重组。

Ⅱ 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

一、联欧还是亲美：中国对外战略的两难困境

二、“亚非大陆桥”：中国对外新战略设想

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就在于摆脱传统的美欧主导的殖民主义的地缘战略，形成一种新的南方国家自主的超地缘战略格局。如此，则可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近20年里多次发生的被金融资本危机洗劫的遭遇。

Ⅲ 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当一个社会的上层灰色收入大到相当量的时候，灰色收入相关的制度保护或者是为了保证灰色收入而事实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就很可能是政治诉求。

二、政改面临的三大现实困难

由于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灰色经济活动，因此从收入形成的来源结构看，隐性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地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正规权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会）相结合，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排斥性增长代价的牟利型治理，而不大可能改制为由普惠制的阳光财政支撑的公共治理。

当灰色收入形成一个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提出的制度要求是一种灰色要求，这个灰色要求转化成非规范的制度体系，非规范制度体系使得政府、市长用两手，一手是警察，一手是“烂仔”这个结果使社会愈益严重不公。

农民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忍受了低工资，没有社会福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当然，不是哪个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获取额外现金来追求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机制约束的劳动者。

2003年颁布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经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再按照村内人口变动分得土地，村社内部化应对外部性风险的机制也就随之失去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单家独户从事农业风险过大而从种植业“退出”导致“弃耕摺荒＋粗放经营”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加上再也不能回家分地，遂更多农民工演变成“无地流动人口”并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产业工人后备军。

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不仅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当产业资本大量移出以后，西方的中产阶级运动本质上不再具有原来劳工阶级争取权益斗争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之内生正义性，因而，在西方大量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剩余价值和资本化回流利益的同时，其虽仍然标榜自由民主，却不再具有内生于早期市民运动和后期劳工斗争的所谓“普世价值”，也因此易于被改写为垄断金融资本所利用的“新自由主义”。

西方产业转移之后所遗留的全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定是不断推高治理成本的——欧洲很多国家的财政有一半左右用于社会开支，其占比还在不断增大，主要因为中产阶级要求的根本就不是过去劳动者满足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福利需要，而更多的是西方消费主义和休闲享乐。由此，西方高福利社会的发展结果，是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整个政治体制维持成本越来越高。

美国是用三个一半——不仅其虚拟资本总量占全球一半，并且依靠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来支撑政府债务占全球一半，才维持得住美国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三、当前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还账”减压

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去路线斗争”的中央领导换代方式，客观上放弃了以往的“纠错方式”——过去是以“路线斗争”为代价才能纠错——同时又没有形成新的纠错机制来代替。这使得现行政治体制从本质上就是靠不断向下、向社会转嫁成本来维持，同时因没有纠错机制而难以及时地自我调整。

因此，当前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不是哪个领导人或个别地方的问题，而是中国现行的压力型体制的内在特点和结构性缺陷使然。

目前中国的压力型体制已经劣化到对其任何微小的挑战都会招致整个体制的反扑，这时，单一政改的结果会使压力型体制的全部累积代价被引爆或释放出来。

最不“与虎谋皮”、最不对现有体制作根本性调整且成效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在基本公共开支上对群众更多地“还账”。

现在应该通过民生领域的还账，将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同时，这也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³⁵

四、国际形势讨论

Ⅳ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一、中产阶级崛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在正面临最大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所有问题纠集的十字路口和拐点。中国要出问题的话，不会是某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联成网了。为此，中国要首先从政治高度考虑是否有、或者什么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观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清楚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

二、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

中产阶级阶层分化大致是资源占有少的阶层向资源多的阶层转化。

三、关于全球危机和社会阶层变化的讨论意见

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是逐步摆脱对外资的依赖。从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中外需的动力已经见底了，以后中国经济的收支也很难恢复到盈余占比很高的阶段。以后无论外部的情况好或者不好，都会依赖内需。 第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见底。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成本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报酬已经不能弥补和反映劳动力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见底了。货币化进程是一个货币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原来房子、医疗、教育都不需要钱，现在都货币化了。货币存量不断增加，货币使用范围和货币总量不断扩大，这都是货币化进程。但是现在土地也已经基本被货币化了，在中国国内没有什么东西再需要被货币化，而人民银行还有发币的惯性。货币化见底就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恶化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如果货币化进程在今后20年左右加快，收入分配改变的紧迫性就提高了。 第四，从实体经济来说，上游是资源、中游是技术、下游是市场，继续使用依赖内外部市场的现存体制的可能空间也见底了。提升现在的资源保障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从国际市场的加工者、制造者成为营销者、品牌拥有者，如果不触动现有体制就不行。制造业的增长延续现有的加工生产老路的现象也见底了，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就改变了。所以不改变现存的内外部的生存空间，制造业肯定会见底，也就是制造业普遍过剩了。 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的外需见底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合力。

研究中国结构变化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化在前，社会结构变化在后，但是时间不能离太远。中国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产生现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

当前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内需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是体制造成的差距。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城镇化道路是应对发展差距的措施，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是应对体制造成差距的措施。双管齐下就可能缓解矛盾。而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我们要么通过再分配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政府多做事；要么在初次分配方面解决问题，则需要老板多做事。现在我们在这两方面都难有政策突破。

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国城市化的另一种补偿形式。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不是非此即彼的东西，不能割裂开来。加速城市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且我们最终应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现阶段资本下乡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资本下乡还要结合一部分的劳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提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就是资本下乡的一个过程。

财政系统的所有收费应该基于银行卡，提高对个人征收财产税的便捷性。最后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体系，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合理化。

温铁军归来

一、农业现代化与资本化对生态文明的背离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拷问这些人的理论，而且是拷问这些人的背景。

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内涵具有多样性并且必须尊重自然界和人类的多样性存在。具体来说，无论人类以什么方式存在，都是人类作为自然界一个部分维持其融入自然的生计的方式。

学术界内部大家都讨论过这个产业过剩问题，认为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这恐怕也是政策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却很少出现在公共媒体上，除了媒体的失职，背后也有利益集团的急功近利在作祟。没有哪个利益集团及其部门代表愿意主动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利益增加份额。

二、西方大规模农业产业化之路在中国走不通

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客观情况是，以现在的农业政策思路和所谓产业化农业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客观后果是：农业从提供双重正外部性的产业变成了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恶化的双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如果真的想强调生态文明，就应该知道，把上万头牛集中到一起打咂、放屁所造成的甲烷污染比汽车尾气的污染要严重得多。但目前我们农业领域中的决策者仍然坚持这样高污染的道路，这是值得社会反思的。

三、城市化是一个资本集中和风险同步集中的过程

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其实是一个资本集中和风险同步集中的过程。城里人现在享受的是资本的溢出效应，但同时能不能有效地把城市化的风险弱化掉，就要考验政策艺术或治理能力了。

决策者千万别被少数利益集团左右，因为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本，特别是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资本扩张，意味着这些利益集团攫取更大规模的利益。

四、未来应学习日韩走综合性合作社道路

当产业过剩的时候，产业领域的投资者不可能获得社会平均收益率，于是资本就离开产业，变成一个异化于产业和社会的金融资本，这种异化的金融资本最可能直接结合的就是地产资本，而地方政府由于从来拒绝跟中央政府分享土地变现收益，从而最鼓励这种结合。因为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中央因为要承担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责任，因而要保证粮食安全、农村稳定等，所以三令五申禁止滥征滥占农民土地，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长期亲资本政策已经成了“路径依赖”，再加上金融和地产之间的结合在任何体制下都是天衣无缝的，中央实际上没有手段去控制这种紧密结合。由此，出现宏观调控的两难：现在中央如果强力控制地产价格暴涨，那地方政府圈地套现获取实际资金额度和收益就会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累积债务危机就会爆发；但如果不调控地产价格，那就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泡沫崩溃的结果。这个两难的调控到现在为止还是两头受气，中央政府的平衡术已经做到极致了，已经很艺术了。因此，今天的土地问题根本不是私有化不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破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结合的国际性难题。

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是再造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尝试。

五、怎样认识中国新崛起的中产阶层及国企管理精英

在中国，政府治理做出结构性调整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建设所谓公民社会不能只是逛卖西方与中产阶级崛起同步发生的自由主义思潮。首先要靠中央政府下决心推行税制改革，改变以间接税占92%的税收结构，让中产阶层成为纳税人，由此演变成为所谓的社会责任担当者。其次，要开放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要允许人们以自己的剩余来搞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政府不要再对社会发展大包大揽，这是有可能缓和中产阶级和政府之间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改良办法。因为，越是散乱的利益表达，政府治理面对的信息成本就越高。

国有资本是一回事，控制国有资本运营的大资精英群体是另一回事。这里说的大资，主要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垄断部门的代理人。我认为应该借鉴内部人控制理论去好好地规整这类大资精英，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但又最不想承担责任。因此，这个连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难以解决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才是中国大资精英对国家和社会构成的真正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