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止庵著.插花地册子[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序
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而别人索然无味。话说到这里，似乎牵扯到意义上了，殊不知此点最难确定，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因而不说，倒还无所谓，顶多只是遗漏，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
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而不牵扯此后的想法和行事。也就是说，童年只是因，后边还有果（或者没有，好比一朵谎花，开过算是完事），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大概和“童年记忆”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
小时读书
我最喜欢的是《盖达尔选集》。我是不大相信个人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的，尤其不愿意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盖达尔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及，虽然大家都喜欢“怀旧”，可是也没有他的份儿，我还是觉得奇怪，这位作家总不至于就这样被遗忘罢。
我看地图不是为的查找什么，而是当做一本书来读。某条河流，某座山脉，某国与某国相邻，都引起我的关注。我所有的一点地理知识，多半是因此而得到的。有的地图城市按人口多少不同而有不同标识，我更觉得有趣，曾经奇怪怎么法国除巴黎外，便只有马赛、里昂两个较大城市，而英国和意大利此类城市便要多得多，当时都是不解之谜。多年后我几次去欧洲，有些小城当年在地图上见过名字，别有一种亲切之感。
创作生涯
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因为记得返京时带了一块钱，为在火车上吃饭之用，我舍不得花，一路饿着回来，父母去车站接我，见面便问身上带钱没带，遂将这一块钱交给他们了。这种情况下父亲却肯让我们出去旅游，这要算得他对子女特殊的教育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来是他自己信奉多年的人生哲学。
这些一共写了将近十篇游记，父亲逐一修改，让我重新抄好，由他给订成小册子，并冠以总题目曰《春晨》。这原是他自己当年学习写作时的习惯，后来我看他在《关于我写诗》一文中说：“这一年我写了许多诗，自己珍爱地装订成了许多个本子。”此外还说：“现在我也常常劝告年轻的朋友，把自己的习作抄写成册。这是自己走过的脚印，常常看看只有好处。”
最令人向往的事情便是能有肉吃了，我们去造访亲戚或朋友，一顿便把一家人整整一个月的供应给吃掉了。也有集市，但是贵得惊人，最好是用粮票交换，大概三十斤粮票可以换得一只母鸡，而一斤粮票值七毛钱。有一次和父亲去赶集，有人用一个小孩换了七十斤粮票，回家路上我忽然发现父亲流泪了。天气渐渐冷了，常看见几乎赤身裸体的乞丐蜷缩在小吃店熄了火的灶坑里过夜。我在北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毕竟不大知世事，此番在重庆算是看到了人生真正的一面。然而这对我的影响或许还在多年以后罢。
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为此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日记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几句总括的话：“我有几点爱好，这几年一直坚持着，一是不介入，所谓平和原是基于此的；一是相信细节的力量；一是质朴，这既是对语言也是对结构的要求；一是情节与人物命运有种向着某个方向进展而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些都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理论依据。”我写小说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
无论小说，还是诗，虽然没写出什么玩意儿来，总算是对文学这件事情大致有所了解，也就是知道其特色所在，——既然是特色就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后来弄非文学的东西，譬如现在所写的随笔之类，便不一定非得要往文学上靠拢，那种把文章写得像是小说或诗的样子，我觉得大可不必。我有一句话叫“诗文有别”，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
师友之间
《故乡》和《初雪》从它们写作的时期来看，应该算是异端了，虽然所收并不都是精纯之作。比较起来，《故乡》比《初雪》更整齐，也更美。这两本书向我展示了这样一位诗人，尽管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这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并非一件坏事，甚至是无可置疑的前提；改变这一看法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仍然恪守着一条艺术的底线，也就是说始终不放弃对美的追求，不忽视诗与非诗的区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父亲教过我写小说，写诗，却从未教过我写文章，他的文章的布局和行文与我也不特别合拍，但是上述这一点的确是效法他的。换个说话，父亲教给我一种细微体会的读书方法，无论以此读诗，还是读别的东西，都很适用。
说来也有意思，我的艺术观念更新了，成果最终不是落实在自己身上，却落实在父亲身上。我自信是父亲最好的一位读者，确实知道他写诗的才华，我不愿意这才华被埋没了，而希望能够尽最大可能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我与文学前后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也有过一点贡献的话，那么就体现在这里了。
父亲去世前对我说，我对你的未来是放心的。这句话分量很重，我只有以此自勉，走完不再有父亲同行的人生之路。
“一首诗的名句只能有一句或两句，不会全首有，从来的诗也不会每首都有名句的，名句就是一首诗的精华，好诗能留传就在于此，上面举的诗句，如我们试试改换其他的字加进去，恐怕情味就不一样了。”这里虽然是针对炼字而言，内涵确实对诗的意境的深刻体会。尤其关于“推”“敲”的比较，已经涉及意境问题最关键所在了。
沙蕾有个看法，与父亲过去讲的不谋而合，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见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来信：“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
回想起来，这些年里有幸认识世间的几位奇人，他们的见识、品味和价值观念都与流俗不同，我因此才能有点长进。
读小说一
关于《红楼梦》上面说道读过多少遍，只是大概如此，因为这书有个好处，随便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接着读下去，我也正是这么一再翻读的，好像只有后来读到的一部《围城》差可比拟。
《围城》同时又很深沉，的确触及了人生最无奈最苦涩的层面。所以这是一部充满矛盾的书，作者也是一个在深浅之间往返游移的人。但是明白这些需要时间，还要冷静，当时我们只顾看了好玩，来不及细想。前几天和朋友谈到八十年代初的阅读经历，特别提到《围城》。很少有一本中国小说像这本书那样风靡一时。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语言，那些异常聪明的比喻句，而且作者往往一路引发下去，不肯轻易驻足，例如开头形容鲍小姐的话：“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后来想起来，这其实正是作者显露聪明之处，算不得上乘。大概许久没有见过什么聪明人了，大家不免眼花缭乱了罢。
张爱玲也有鲁迅式的残酷之美。而《封锁》，特别是《等》，也正像《示众》一样弥漫着无限的冷漠。鲁迅和张爱玲（也许还可以加上钱钟书）是新文学史上极少数能避免廉价的同情的作家。
最近二十年来的小说，这里只提一部，就是杨绛的《洗澡》，我觉得作者是不大善于虚构的，所以小说总的来讲不如散文，但是《洗澡》有一点和《围城》接近，即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所取的都是俯视的角度。在他们眼中，知识分子不过是人类的一部分，其命运也与人类总的命运相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强调渲染甚至神圣化的。对比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这书名比内容更能引起中国作家自命不凡的共鸣）里的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就看出高下之分了。或许这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才可能有的态度。
读小说二
这些年结识了几位搞翻译的朋友，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行翻译文本多半不可相信。这一点其实我也知道，只是过去读翻译作品，重视“达”和“雅”未免要超过“信”。朋友的话不失为一种忠告。我的看法是，能看原文最好，读译作总归是退而求其次；译作读读倒也罢了，如若要发议论则应特别慎重。有些问题，譬如语言特色之类，只能三缄其口。
一个作家面对作品（人物、情节和叙述方法等）的克制程度，就是他面对读者的克制程度，也就是他的心灵的坚强程度。人类永远有自我表现的欲望，写作是实现这一欲望的最佳途径，前述雨果、罗曼·罗兰之流，不过是表现得急不可待而已。而艺术力量的真正体现，在于作家能够最大程度地控制自己，克服自我。这或许是寂寞的，——对读者来说，多半正期待着作家充分表现自己，因为这同样满足了他们自我表现的欲望；然而是伟大的。
态度即哲学，然而这并不简单。
所谓穿透力，主要体现在人生体验和情感体验方面。我总希望读到超越常规体验的东西，希望触及“本质”或“秘密”，特别是关于人类处境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
读诗
贾岛、李贺，都是在中国诗歌美学上有特别开拓者，此前此后，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病态美”这一领域。二人之所以能够有此贡献，一是感觉甚好，二是感觉特深，三是语感极强，而实现此一语感，又全靠字字推敲，呕心沥血。
《野草》的美是寂寞的美，死亡的美，镂骨铭心的美。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过：“力量不来自于亮度，而是来自于相反的东西，也就是说，黑暗才可以打击人的心灵。例如《野草》，那才是有力度的作品。……所谓‘力度与亮度’，在诗中应该是一种黑暗的光焰。黑到底，黑出光来。”
我的诗歌观念，较之从前已有很大变化，我觉得诗必然不可理喻，一定是神来之笔，这是写诗之法，也是读诗之法。这个想法，也就是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的观点，即诗人是用心灵而不是心智来写诗的，读者也是用心灵而不是心智来阅读的。我读诗多年，可以说就归结为这么一句话。
在俄罗斯文学中，痛苦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它最复杂，也最深厚，是一切情感总的基调。痛苦是美学的最高范畴。
读散文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
重读一遍《古文观止》，觉得从前当范文来看的那些篇章，策论往往故作惊人之语、颇不讲理；游记则多半空洞无物，是在没有什么看头了。什么“韩潮苏海”、“文起八代之衰”，都是胡说。
我的体会后来总结成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末后两点分别就思想与文章而言。
《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得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人写论文的意思了。
我们体会得了好处，模仿不了样子；因为真正的好处是风骨，沉潜在底层，尽管字面足够精彩。
我读文章，一怕炫耀，二怕甜俗，三怕烂调，魏晋六朝散文则正与此相反，作者虽然无不精心结撰，但是阅历特深，才分极高，下笔总有余地，行文每具古涩之气，呈现一种委婉成熟的美，最耐人咀嚼了。
晚明散文都是性情文章，形容的话就是“情生文，文生情”，但是“文生情”总要生过“情生文”一点儿罢，所以文章的好毋庸多言，要紧还在情之深浅高下。我因此觉得张岱要胜过此前公安、竟陵两派，说他是集大成者，兼具前者之自如，后者之锤炼，这话不错；但是他更多一个国破家亡的背景，悲欢离合尽皆诉诸笔端，却是他们所尤其不及者。我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每每有读三袁和钟、谭时所没有的特别感动。另外还很推崇傅山，他的著作我只读过后人所编的《霜红龛文》选本，奇崛泼辣，正所谓“土膏露气真味尚存”。相比之下，三袁等还是文人面貌，尽管不酸不腐；笔底都是性情流露，其间略有厚薄不同。张岱、傅山是过来人，人生的幼稚冲动、痴心妄想一律汰尽了；文章还是过来人写得最好。这个过来与当下的区别，是为散文写作的一大要害。
此老其实一生感慨极多，涉及各个方面，但是暮年为文，又对子孙讲话，所以尽弃浮华，既不虚应故事，也不唱高调，加之胸襟高远，阅世透彻，所说总是落在实处。而且自家人言语，也就无所拘束，无论先哲教诲，还是身边实例，一律随手拈来，任意应用，但是又不枝不蔓。文章好就好在散聚得当，或者说是收放自如吧。
鲁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一是对人性卑劣伪善一面的洞彻，一是达到这种洞彻特有的思维方式，一是奇异的文字之美。鲁迅文章，极端而残酷地深刻，又极端而残酷地美。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都到炉火纯青地步，真实犀利辛辣，寸铁杀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时的鲁迅，心灵最自由，下笔也最肆意。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立论独辟蹊径，然而评价颇有不甚公允之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式，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尝称之为“文本研究”。
思想问题
我们只有在历史而不是在现实的尺度上，才能看到思想的真正位置和真正力量。历史对我来说，是一种眼光或一种尺度，是存在之外的存在，是我的同谋或依靠；而思想是这一领域的现实。
我想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人道主义往往有所误解，把它当成纯粹的个人主义了，实际上人道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其出发点不是社会中的某一个我，而是每一个我。说得明白一点，人本主义不是“我本主义”。
周作人给我另一重要影响是他所倡导的宽容理论。在《文艺上的宽容》中，他说：“然而宽容绝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
多年以后，我倒体会到学医的一点好处了。首先是使人冷静，不复狂热浮躁；其次是抱定唯物思想，不相信世间一应虚妄迷信之事；更重要的还在思维方式方面。这职业一讲理性，二要靠实证，三要用逻辑。医学上不能预先设置前提，也就是不轻易接受即定前提。一切始于事实，加以逻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如果先入为主（“先人”的虽然说是己见，其实还是他见），一定会犯错误。而作为医生对此又特别谨慎，不能不时时有所警惕。
至此我才明白，逻辑学讲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何以前一个前提说“大”，后一个前提说“小”，因为划定的范围正是由大而小，而结论又要小过小前提，所有这些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其间一定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关系。而且顺序一定是从大前提到先前提，再到结论，不能反过来推论。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行之于文，才有可能言之成理。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己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