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卡尔·波普尔著；王凌霄译.20世纪的教训 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导读 卡尔·波普尔的贡献与意义（刘擎）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也许，恰恰是他的卓越与独特才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价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评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比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哲学家。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

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一位最强烈的批判者。

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迪意义的。

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对于20世纪人类经历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第一辑 访谈录Ⅰ 1991

和平与战争

我觉得牺牲自己、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是在鼓动别人置身险地，甚至被人枪杀，我们没有这种权利。政党领袖也没有权力叫别人牺牲，叫别人冒生命危险。这样年轻的示威者是工人，他们相信我们对情势的判断，相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们是学生，读得懂很厚的书，自认有权利告诉群众怎么做：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责任之后，我扪心自问，事情真的是我们说的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

我开始读《资本论》，慢慢地归纳出马克思的几个主要的论点：第一，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第二，困苦只会累积，劳工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凄惨；这也解释了资本主义必须连根拔除的道理。第三，有个论点也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不能谴责个别的资本家，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这个论点真的需要特别一提，因为共产党员绝对不会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他们不但谴责个别资本家，还鼓励群众仇视他们；但马克思的原意却是说资本主义是一部大机器，资本家跟工人一起都被困在里面了，他们无力自主，只能任由机器摆布。马克思甚至把资本家可恶、专门恶意剥削穷人的说法，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

马克思书中的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想象的产物和噩梦。哪里没有穷人、富人？穷人受苦受难，在道德上，我们当然应该要同情他们，要帮助这些活在下层社会的人民。就算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帮助下层人民是没错的。但是，我认为今天在社会最底层的已经不是工人了。稍后我再告诉你，哪一种人最需要帮助。现今社会还是有穷人，没错，但是跟马克思那个时代相比，饥饿问题与劳工情况已经迥然不同了。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国家隐形的独裁者；在资本主义笼罩下，国家一定专制，独裁者必然是资本家。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在如今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没有看到资本家在政治上有专断独裁的权力；现实比马克思的理论复杂得多。

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这是真的。但是，马克思也没脱离开山鼻祖的老毛病——刻意夸张他的新发现，滥用经济因素，以为它可以解释任何事情。

1962年：萨哈罗夫、赫鲁晓夫与苏联衰落

赫鲁晓夫回忆录其实可以用一个概念一语道破：“铲除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课题。”他如果用“历史发展”取代“社会发展”，意思也会是一样的。

你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了吧，你尽可能地想象一下，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是多么可怕？就连极其卓越的知识分子，不管他多有天分、多有勇气，都难以逃脱。

当前政治议题：法治与孩童

第一点就是你不可能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具有自由市场的社会。不管情况如何，你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建立法治，这是所有政府的义务。

经济制度却不是可以从上到下开展建立的，不可能在人民毫无经济概念的社会里建立自由市场。

买卖跟抢劫之间，一定要有明显的界限。这种界限只有国家和国家的法律体系，才能分割得清楚。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准抢劫（quasi-robbery）的行为，我说的当然是贪污，有人暗地里搞鬼，做些不该在自由市场里出现的事情。

我一直有个热切的期望。在马克思主义消失之后，我们能够解除意识形态的压力，不要再让它盘踞在政治核心里面。

自由来自责任。

法治的首要功能，就是避免暴力；真的，这个定义很有用。根据法律，我就是不能打你。我手腕的自由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合法地打在你的鼻子上。这就是法治的基本概念。如果，我们让对暴力的厌恶全面瓦解，被某种情绪取代，我们其实是在腐蚀法治的基础，让大家不再觉得暴力是要不得的事情。我们的文明会因此而摇摇欲坠。

根据我的了解，有一个问题，就算是在欧洲都没有讨论清楚，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少数民族应该得到特别的保护。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原则，民族国家的理念根本无从落实。

历史主义的再批判：开放的未来

你可以随意研究历史，但是河流之类的名词只是隐喻罢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事。你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研究完了就完了，你不能以为你可以沿着河流顺流直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载沉载浮。我们只能放眼现在，试着改善眼下的局势。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职责是观察、思考我们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让以后的日子变得更好。我们应该向过去学习，不必期望、预测未来。我们应该努力挽救倾颓的艺术风气。看过古代艺术经典（比如说，米开朗基罗作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大体而言，艺术水平是往下走的。

每个人都想领先时代，但在现实里，却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

民主的重点其实是避免独裁，或者换个说法，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种统治模式不是法治。

我确定孩子们是最大的贫苦阶级。简单来说，大人都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犯罪。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情况。在孩子面前做坏事、犯罪，等于是立下了坏榜样。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动物会看，会模仿环境中发生的事情。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应该赶快行动。

第二辑 访谈录Ⅱ 1993

我们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

在一个原子弹遍布的世界里，劝他人放下武器，根本是一种虚无主义（nihilism）。道理很简单：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其他获得和平的办法。

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

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西方世界对于提高生活福祉有许多成就，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很明显，我们这个世界在堕落；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和心中的暴力所导致的结果。

请代我向大家解释，我认为的节制与自我节制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规则。开车要驾照，对吧？如果你危险驾驶，驾照会被吊销，对吧？我们要用相同的方法节制电视。

我要回到我先前的论点，电视对人心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约束它的影响力，它会带我们冲下文明的斜坡，让老师无能为力，坐视悲剧发生。我在四五年前听过这种警讯，但是没有人理会。我知道没有人敢阻止这股恶性的力量。

第三辑 演讲文稿

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1988年6月9日应慕尼黑霍夫曼银行之邀所发表的演说）

我们要谨记在心：没有书市的支撑，出版业不可能发达。

你们将注意到，民主政治暗藏了重大的问题；从民主奠基时就是如此，到了今天依旧如此；其中最重大、最严重的就是道德本质的问题。

希腊人用不同的名称界定国家统治组织，因为他们想知道政府是好是坏，哪种好些，哪种坏些。所以根据统治者的品质，取了五种名称。这个想法被柏拉图广泛采用，整理如下： 第一种与第二种“君主政治”（Monarchy）：被一个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暴君政治”（Tyranny）。 第三种与第四种“贵族政治”（Aristocracy）：被一群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寡头政治”（Oligarchy）。 第五种“民主”（Democracy）：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 柏拉图只多加了一种不好的统治形式：一直被一群坏人统治。 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出暗藏其中的问题。我们看到柏拉图是从一个很天真的问题问起：“该谁统治国家？该谁拥有统治的权力？”

早在50年前，我就希望终结这个问题，让它永不再现。这是一个假问题，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魔鬼（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这会引发仇恨，固然不好，但更糟的是这种态度会让大家强调权力，忽略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追溯源头，看起来我们感兴趣的好像是：比较各种政府的异同，而不是断言它是好是坏，或该由哪个人、哪种阶级、哪个种族甚至哪种宗教来统治！

柏拉图的经典问题“该谁统治？”或许可以换个方式问：“在道德上，我们最该谴责哪一种政府？”或者倒过来问：“哪种政府形式最能让我们摆脱政府中的邪恶、无能与损害？”这些问题不自觉地逼问到我们所谓的民主的根本，这与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大相庭径，却是支撑雅典民典与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

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办法。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一个民主政体无法善用权力、善尽职责，并让这个政体下的民众觉得他的政策不好、不对，但是民主最起码能保证各种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能够合法存在。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或者，更精确一点儿，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至于更换的方式本身倒没有那么重要——也许是代表或投票者的大多数认可，或是联邦法庭的法官做出裁决。最能彰显美国民主本质的，莫过于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实质就是被赶下台）。

民主政治中更换政府的多数议决原则，是一种消极的权力行使、一种强迫现任政府下台的能力。当然也有积极的权力运用，像是任命政府、总理，不过相较而言并不重要。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看清这一点，过分强调政治任命权，其实暗藏危机：它会让政府自认取得了选民的认可，可以假“人民意志”（popular will）之名，让它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人民又怎么才能知道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将来会不会犯错甚至犯罪？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曾经用很简练的方式说明这个观点：“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段言简意赅的谈话，我认为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请注意这段话，基本上它否定了人民统治甚至全民创制（popular initiative）的概念。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是伯里克利所谓的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

由是观之，所谓的“全民创制”只是误导，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它还是少数人的创见，最多只是向大众公开，寻求评估而已。如果是这样，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件事：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课题，不要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康德、洪堡、穆勒都认为，国家只能存在于最窄的范围里。他们的想法是：我们需要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要一个尽可能弱小的国家——这个国家恰巧跟极权国家完全相反；我们不要父权的，独裁的或是官僚的国家，简单来说，我们要的是迷你国家。

穆勒的自由原则如果能以下面的方式修正，我就接受。只要不危害到第三者，每个人大可随他们高兴，过他们觉得愉快或是难过的日子；但是，国家有责任保护一般人民，避免他们招来他们无力评估的危险。

在所有非专政政体（non-tyrannical，换句话说，就是民主）的国家理论中，官僚体制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因为我们的官僚体制是“反民主的”（至少在我的理解中），他们里面有很多“小独裁者”，从不解释他们这个做那个不错的道理。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这个问题就相当悲观，认为官僚体系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但是，我认为在理论上，只要依循我们的民主原则，要解决文官官僚体系（Civilian Bureaucracy）的问题并不难——如果真的痛下决心的话。倒是军事官僚体系（Military Bureaucracy）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是无解。

媒体必须看真相，说真话，了解他们代表的潜在威胁，发展出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是他们的新工作。但是他们却在这个世界肆虐。除非他们合作，否则，我们不可能保持乐观。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

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为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利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后记

共产主义的信仰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就是认定历史“法则”、历史“目的论”，让他们有权力重新塑造社会脉络，废除现存的所有事务。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是：尽管它是错的，却不能反过来就是对的；批评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实现另一种“真实的”历史法则。

在社会中，暴力蔓延得越广，普遍协议就越无力铲除它，也就越必须以政治高压手段来解决。消弭暴力（波普尔认为是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基石）或许可以用政治高压手段来达成，但保护人们心中的良知，抚育人们心中的非暴力倾向，却是自由正统的观点。波普尔认为对媒体施以包括审查在内的强硬手段，是阻止人类持续堕落不可或缺的方法；同时，当然也要辅以支持法治的教育政策。

波普尔坚持一个明显的事实：在道德层次上，公共行动（public action）绝对不能限制国民自由。难就难在，“很不幸的，不管是原则上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少了父权主义，事情好像就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