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维迎.理念的力量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
序言 理念的力量
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受理念的支配。
经济学上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选择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社会性存在物，拥有很多欲望，其中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人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
理念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表现的最为显著。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了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是理念战胜了利益。
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
1.经济学中的利益和理念
凯恩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人类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思想是不自由的，人类前进的脚步就会停滞。
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人类观念的进步一定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2.无知与无耻
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
3.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
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的理性选择，我们就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制度是人们达成一种“承诺”（commitment）。
我再强调一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按道德伦理行事不是不理性，因为道德本身也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
政府怎么让老百姓信任呢？口说无凭，只能用制度约束自己。
4.市场是最有效的合作制度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你赚的每分钱都靠你的本事，都代表你对他人所做的贡献，当然也有你的运气。我们知道，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不仅取决于他是否有钱，更取决于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靠本事赚的收入意味着努力带来的成功，比别人施舍的收入可以带来更大的快乐。
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达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所以，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平就高，合作精神就强。
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的体制根源。
意识形态控制导致严重的语言腐败也在毁灭人的道德。语言腐败就是通过在词汇上偷换概念来为不正当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冠善行以恶名，或冠恶行以善名，如把说真话称为“负能量”，把歌功颂德说成是“正能量”，把“黑打”说成是“打黑”，等等。语言腐败带来什么后果？一个后果就是道德堕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人类的合作从语言的表达开始，言行一致是道德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从心理上拆除了道德藩篱。当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说各种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的时候，他已人格分裂了，还有什么心理障碍能约束他不做违反道德伦理的事呢？当说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的时候，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小商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呢？确实，与某些政府官员的弥天大谎比起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根本算不上什么。
道德危机也与我们社会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有关。一个正常社会，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合理性也可以说是符合自然法精神，是“上帝”给我们制定的规则，或者有利于人类合作，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合法性是指符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政策。政府的法律必须要符合上帝规定的法律，符合人性，才有利于人类的合作。但在我们国家，好多政府指定的政策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自然法，不利于人类的合作。这就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冲突。
总结一下，我们只有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合作型社会，我们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能真正提升，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博爱之心。只有实行真正的法治和民主，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公平正义，中国人才能活得有尊严。而要完成这样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商界的企业家，也需要制度企业家，也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理论家和锐意改革的政治家。
5.市场与道德
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说人一定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贪婪的人最有可能要求别人大公无私，因为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
由于人是无知的，教育就变得很重要。但教育的目的不是给人灌输什么“大公无私”的教条，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因为人类天性上容易把眼前利益看得更重，教育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之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仅仅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
6.和谐社会的三个要素
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得到的分配不均等的结果如果不被承认，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我们对机会均等的尊重。
因为掌握知识的人应该有比一般人更开阔的视野，应该比一般人更多地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走向。
7.中国经济的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
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以下四点最为关键：①从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向基于财产的权利；②配置资源的信号系统实现了本质的转变；③决策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④财政上地方分权竞争代替中央集权。
希望下一个三十年内，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精力真正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付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们观察中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会发现，恰恰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而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如果我们因噎废食，否定市场自由竞争的价值，那么，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不确定性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敢做生意的企业家将会越来越少，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弱。如此，反市场的倾向就是危险的。
8.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好多企业家都在揣摩国家的产业政策，但据我了解，很多的产业政策最后可能变成一个利益分配机制，滋生出更多的寻租活动。
我们这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最重要的是怎么使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任何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能行使权利，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才能行使这个权利。
我们讲国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私人经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哪儿？最大区别是，在公有制下，权利都是依附在职位上的，所以我定义为“职权经济”。
9.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
人类社会的运作遵循两种逻辑，一种是强盗逻辑，一种是市场逻辑。所谓强盗逻辑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别人不幸福。而市场逻辑意味着，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不要以为没能力当强盗的人就不用强盗逻辑来思考问题，情况往往相反。现在一些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经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观点，认为你赢了一定是我输了。
10.未来经济增长靠企业家精神
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至关重要，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但所有这些背后靠什么？靠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
企业家做什么事？我总结了两个功能：一是发现不均衡，二是创造不均衡。经济学里讲“均衡”是指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没有盈利机会了。但事实上现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家能否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我们说，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企业家精神，但如何开发和解放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我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11.企业家精神依赖于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可以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和创造市场，把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存在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
我们常说经济转型，实际上就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企业家如何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产业来。
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法治环境、文化环境是不是使他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他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就不怕鬼敲门；还是即便没做亏心事，也经常有鬼来敲门。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样，政府经常乱敲门，企业家是不敢去投资的。
我们要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里的官员只是站在这个位子上而已，他的权力来自这个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所做的事都代表这个机构。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对之后的政府都应该有约束力。
12.从特权到权利
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因为人是平等的。
事实上，每一个产业政策都是增加特权的政策，是设租政策，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
我这样讲，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都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进入门槛。我的意思是说，自由意味着对进入的限制必须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最低限度的必要，并且，任何的进入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也就是说对所有申请人同等对待，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我从未见过一个不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会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对财产权的任意侵害，必然滋生不劳而获的道德文化。当政府官员可以肆意妄为地侵害百姓利益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老百姓会见义勇为。我们国家目前道德衰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财产。
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非法集资”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几乎可以扣在任何民营企业家头上。市场上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再有一个“非法集资”的条款。法律本身是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和对违反这些准则的惩罚措施，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在法律中写上抽象的“非法罪”条款，就是保护特权。
13.天理与王法
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的触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人们所鄙视的，都是不讲理的人，而非不守法的人。所以，我们日常才会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资源交易、自由签约权。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来鄙视这些人。
14.建立市场经济需要落实宪法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私有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从古希腊到现在，所有思想家都担心民主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人们对民主最大的恐惧。怎么来防止多数人暴政？就是要落实宪法、实行法治，让法律变成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在法律下行事。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使用特权的手段得到利益，以后也需要法律保护。如果不落实宪法，最可能危害到的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避免互相伤害、相互剥夺，落实宪法对他们来讲最迫切。当然，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人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知。
15.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我们必须认识到，检验真理，只有靠竞争，靠思想市场，而不能靠一部分人先验地认为比其他人更正确。
16.未来三十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民主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
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理性，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
当事人之间有争议，其实应该由法院裁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却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强化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政府的权威，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17.语言腐败及其危害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①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②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③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罪行。（Thomas Paine 《理性时代》）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得显规则形同废纸。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35条，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18.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①理念的力量；②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③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中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19.社会矛盾激化源自改革停滞
一个国家，只要它的GDP的增长速度超过腐败的增长速度，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虽然老百姓对腐败不满，但是收入增长快，大家总体上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就可能是大问题了。
如果政府管得太多，人们就会认为出什么事都是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私有财产制度下，每个人都会有责任心。政府管多了就谁都没责任心了，原来有责任心的人现在也慢慢没责任心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正规则，而如果规则是公正的，我穷也好、富也好，我认为是公平的，我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气。
20.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理念、观念；第二个是领导力。所谓理念、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所谓领导力，是指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当然领导力也包括比较好的政治手段和操作技能，以实施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
我们制定了好多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的权力。
改革前二十五年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矛盾要在发展当中解决，在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解决。但过去十年，我们不再讲发展是硬道理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本来，财富的分配公平不公平，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公平、公正，是不是机会均等。如果你的游戏规则不平等，你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的。
不要相信那些理论，说市场导致不公平。市场确实会产生收入差距，但如果这种收入差距是在机会均等（或者大致的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形成的，就是可欲的，不能说是不公平。
我们中国人有个奇怪的观念，好像为罪犯辩护就是坏人。为什么要律师？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给律师创造工作岗位。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是弱者，我们随时可能会受到侵害，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所以才有了对律师的需求。
21.未来十年是改革的唯一窗口期
有人说现在改革到什么深水区了，摸不到石头了，所以难办。我觉得，其实不是什么深水区的问题，而是我们有些人根本就不想过河。改革首先是一种理念，有这种理念后，其他的我觉得都好办了。
短期来看，变革期间，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但长期看，是普通大众的理念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如果老百姓的理念变了，这个社会一定会变。问题只是以何种方式变而已。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走在大众的前面，那就是改革；反之，如果领导人的理念落后于大众，那就可能是革命。
22.中国需要制度企业家
满足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用它但是没有人愿意付钱，所以制度企业家不可能以营利为目的。对制度企业家来说，理念是最重要的。
过去我们老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其实从道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方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提出的好多规则非常相似。我总结了五点共同之处，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规则：①以人为本；②推己及人；③互助相爱；④诚实守信；⑤奖善惩恶。
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想给我们设定一个规矩，每个人在这个规矩下更好地合作，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伤害别人，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我现在认识到，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怎么合作。
民主是一个过程，要给予时间与耐心。我们未来也一样，搞法治搞民主不能着急，不能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重新选一条道路，病急乱投医，结果吃错了药。
23.改革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
权利主义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成手段的正当性。
权利主义对于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而不是效率，至少不仅仅是效率。也就是说，权利高于功利。
市场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工具，市场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卓越的一种途径。
24.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先验地知道哪一个理念对哪一个理念错。这便是我们需要思想市场的原因。一种理念正确与否，只能通过思想市场、观念市场的竞争来检验。如同约翰·莫尔曾经指出的，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可以从与错误思想的竞争中完善自己。
在思想的生产阶段，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意味着学者本身必须有一颗自由的心，学术研究不能有禁区，除了学术本身的规范，学者在探索和表达学术观点时不应该受其它规范的约束，任何对学术自由的干预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
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而无论政治领导人理念的形成，还是普通大众观念的变化，都是思想市场运行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