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Frederic Pierucci），（法）马修·阿伦（Matthieu Aron）著.美国陷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
我不信上帝，但耶稣的启示是普世的。我自忖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指引我来到他的围墙之内。出去的时候，我是否会活得更深刻、更平衡、更真实？明天我能否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儿子、更好的兄弟、更好的丈夫，克拉拉已经为我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美国的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只需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使其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就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中期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
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呢？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我们必须睁大双眼看清楚，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我还意识到，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出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罪，都不应该被剥夺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阳光的权利，不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这种日子使人发狂，使人堕落。有时因为“预算紧张”，我们连院子都不能去，这所资本主义的监狱对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的，这可真令人愤怒和鄙视。然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充分利用监狱的设施，关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让犯人心理崩溃，以便尽快认罪，这样就能给美国司法部尽可能地减少案件开销，进一步改善它假大空的统计数据（95%的结案率）。
马修向我透露，阿尔斯通内部曾有人向他示警，某位高层曾经主动提出跟他见面，向他揭露交易中有关司法方面的秘密行为。根据这位高官的说法，柏科龙确实是在威逼利诱之下才将企业卖给美国人的。阿尔斯通的其他高层对此也深信不疑。马修还就此事和一些政界人士交流，对于柏科龙把法国工业界的龙头企业偷偷摸摸转卖的做法，所有都感到极为愤慨。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拉响警报呢？他向我解释说，原因既简单又不幸：没有一位参与谈话的人愿意被录音，甚至没有人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尽管美国人一直对外做道德说教，但他们的行为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并无两样，他们同样会无所顾忌地出面游说各种联合会。
挂断电话后，我忽然感觉十分沮丧，我很少会这样。我上一次这么难过，还是在怀亚特看守所里得知阿尔斯通解雇我的时候。当然，在监狱里，在这种时候，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事跟别人说，否则你会被当成一个懦夫、一个窝囊废、一个笑话，所以我只能咬紧牙关，照常生活，不露出一点异样的神色。但是，这多难啊！
尾声
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对乔治-马克•本阿姆说过这样一段具有前瞻性的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一场不为公众所知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专家已经确切地描述了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即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
后记
读了这本书，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阿尔斯通管理层为何如此畏畏缩缩，因为需要他们承认的，恰恰是他们不可能承认的。当他们意识到，因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或共谋行贿而有可能被检方起诉时，有些人便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保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