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的众神论宗教都有丰富的口述和成文教义以阐述其对细节的关照和道德的深度，表现出了世事中长期积累出的智慧。
朱熹认为，世上应当存在一个脱离于行政命令的道德规范体系，能够约束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所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正确的而且有意义的。
当有多种不同的宗教观点并存于一个多元化的、宽容的国家时,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往往是最高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强制推行单一、僵化的宗教思想时,经济发展往往受到束缚并逐渐衰退。每种宗教的发展都面临过这种选择—是允许信仰自由还是推行正统宗教,在世界史的经济增长历程中,一个国家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往往比某一宗教自身的特点更为重要。
较为先进、富裕的文明，在由于内部斗争或是行政体制腐败而趋于分裂时，会被一股强悍的、但是规模较小的军事力量所颠覆。
马克思的重要错误在于假设现代经济增长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将被很少数的一群工厂主所占有，而手艺人和其他工人则要遭受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事实上，发明和创新的过程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工人、手艺人和企业家可以获得教育、自由地建立新企业或者卖掉他们的好主意，他们的创新就可以对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权力进行挑战，也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比尔·盖茨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依靠的不是他能控制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大公司，而是他的技术创新和雇佣工程师来不断地创新，从而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并完全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那些计算机大公司的主导地位。
最不平等和最贫困的国家大多数是那些产业规模较小而缺乏创新的国家，其原因或者是缺乏教育来培养工程师，或者是缺乏机会来自己创业；于是权力和财富都被那些拥有土地或自然资源的人们所控制，其他人则被排斥在所有的经济机会之外。
熊彼特正确地指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新思想和新产业对那些守旧和落伍企业家的创造性的破坏。但熊彼特的错误在于它假设企业家（那些能创立新企业或者抓住新机会的人）是稀缺的，而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思想则是丰富的。然而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要实现真正的革新，还需要来自于实验调查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才能使工程师们创新动力、新材料和新工艺，而这些在历史上要比企业家才能稀缺得多。
现在经济增长未能在更多国家实现的首要原因是缺乏科学培训，或者缺乏成为企业家的机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大部分的利润都来源于产品加工和创造附加值，而不是生产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