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1]（美）托马斯·索维尔著；董玲燕译.这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谬误的力量：常见的五大经济谬误

谬误一：零和式谬误——一方有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有所失。
谬误二：组合式谬误——部分正确即整体正确。
谬误三：事后归因式谬误——对于两件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人们往往会把第一件事当成第二件事的起因。
谬误四：棋式谬误——“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那样轻松驾驭一个国家”。
谬误五：开放式谬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还需要用在其他方面。

有时候，谬误之所以是谬误，仅仅是因为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政治学中，没有明确定义的词具有特殊的力量，尤其是当这些词在表达能调动民众情绪的原则性问题时。“公平”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这个词就能调动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政治支持。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心理层面上，对有些人而言，事实都太危险，他们不会让事实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没有人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掩盖错误的代价是高昂的，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代价让人们向现实低头，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或者多么痛苦。

只要政府强加的政策不是基于自愿交易原则而是类似市场上的强制管控，那么零和行为和负和行为就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虽然一些社会试验者认为如果一个计划或政策不起作用，还可以去尝试另一种，这样不断去试验，总会找到有效的办法。但现实是：不断的试验会产生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这种改变会不利于经济发展。

任何试图让人去机械地扮演某个宏伟计划的一个部分的尝试不仅不会成功，还会适得其反。“如果一开始没成功，那就再试几次”这样的想法是酿成灾难的一味配方。当人们不知道无休止的试验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就会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么消费者就不会积极消费，而投资者也会减少投资。

开放式没有上限的要求助长了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也增加了财政预算，同时也为权力扩张提供了便利。

城市事实与谬误

出入城市的交通成本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挤就是城市的代名词。这意味着，将各种各样的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集中在大家能够到达的范围内，是城市能够吸引居民、经济活动和各类机构的重要因素。至于城市的这种吸引力有多大，就取决于花费在时间和金钱的成本了。

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普通城市的社区布局可以更加分散。

对于城市的一个谬误性认识是：高度拥挤的城市是“人口过剩”的标志。事实上，有些国家大半的人口都生活在少数几个城市（有时甚至是一个城市）。

事实上，贫穷是因为人们无法负担城市的通勤成本，或者无法承担再大一点的城市生活空间，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在城市生活的好处。

汽车对经济的影响之一是工人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就业，雇主能招聘的员工来源也更广泛。

就像大多数没有明确收费的东西一样，如果街道和公路能够按照其使用情况征收隐形成本费用，那它们就能被更高效地使用。

因为大多数免费的东西都会被无节制地使用，而如果人们的行为成本被直接明码标价，则会约束人们的使用行为。

当多数人更喜欢自己开车出行的时候，让公共交通工具代替私家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政府干预能改善高价住房形势的想法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重复了无数次的概念，但无休止的重复并不代表就是逻辑充分的论证，更谈不上是证明。当我们从政治言辞转向铁一般的事实时，我们会发现现实告诉我们的故事与政治和媒体上的言论根本就是对立的。正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让以前买得起的住房现在令人负担不起。历史和住房经济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土地供应受到法律限制，所以土地价格只会涨不会跌。因此，在这些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价格也很高。在加利福尼亚，买地成本远远超过建在它上面的房屋的成本。这种现象不少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在人为地抬高了房价之后，常常向特定个人或团体提供象征性数量的“限价房”。这种有选择的“慷慨”，可以由纳税人补贴，或者强制规定私人开发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一定比例的住房，作为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些“低于市场”的价格的还是有可能高于没有建筑限制的市场的房屋价格的。此外，如果这些所谓的“低价”让开发商受到了损失，那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开发商会在其他楼盘提高房屋售价。但是经过各种宣传，人们相信政府干预是创造“限价房”的关键。实际上，政府干预才是房价高不可攀的首要原因。

财产权的讽刺性在于，这项权利被视为仅为幸运儿所享有，而不是对政府权力的根本制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富人可以限制中等和低等收入者搬进他们的社区。

简言之，财产权的侵蚀使富人社区能够将中低收入人群拒之门外，也阻碍了普通住宅区升级改造成高档社区。

任何一个街区的拆迁不仅仅是破坏这个街区的物理结构，同时也会摧毁将社区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因为它的居民被驱散得七零八落。

当政府看中了这块地，并决定拆除现有房屋和企业办公地去建新楼的时候，它给这些房屋业主的补偿仅限于拆毁的房屋的表面价值。但是业主们的实际损失并不止这些，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都被迫迁居迁居到别的地方，散落各地了。

一项针对一般流离失所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平均每个被迫迁移的人，他们那部分没有被政府补偿的损失相当于他们一年收入的20%~30%。

转移人口和资源应该遵循的理性原则是，最终建造的社区要比被拆毁的社区更有价值。如果能满足这条准则，那么结果应该是遭受损失的人能得到完全的赔偿，补偿完这些人后还有足够的剩余资源让新来者也能过得更好。

对社区造成的破坏也很难量化赔偿。即便当局想进行赔偿，实际也难以实现，因为很难对被扰乱的人际关系进行标价。随着社区居民迁散各地，原本居民间的紧密联系就不存在了，这种邻里关系的破坏可能会使犯罪率增加。如果真的要标价，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花多少钱才能让这些居民自愿放弃自己的家园和企业搬迁，那这个价格就是标价，而不是动用政府的土地征用权来强占别人的家业。

性别事实与谬误

随着机械动力取代人类肌肉，以及无须依赖人力或机械动力的产业和职业变得愈加重要，性别和年龄方面差异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显著了。从经济结果来看，人们取得巅峰收入时的年龄上升了，这说明现在经验和技能比体力更重要。其他经济成果，包括男女工资差距缩小，甚至在规定同工同酬的法律通过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这些观点看似合理，但无论何时，要判定任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都应该检验变量之间的变换是否具有伴随关系，以及这些变量是否与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存在关联。

简言之，即便没有性别歧视，也不意味着男女之间没有经济差异。

雇主歧视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限制和其他因素又有多大影响，仍然是一个疑问，并且没有必然的结论。很多社会限制，特别是在过去，都是为了防止异性相吸带来的麻烦。

从年轻女性的立场出发，当她在做职业选择时，应该进行前瞻分析，要考量不同领域知识和技能淘汰的相对速度。据估计，仅仅四年，物理学家掌握的知识的价值就会淘汰一半；而英语教授的知识如果要淘汰一半，至少需要25年。

《经济学人》杂志观察到：女性平均收入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不是同工不同酬，而是她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层次不如男性，或者选择的职业薪水较低，如护士和教师。

传统的家庭责任分工模式意味着妻子牺牲了自己潜在的收入机会，用于支持丈夫提高收入，最终共同处置家庭的整体所得。只要这种分工得到夫妻双方的一致认可并且愿意继续下去，建立在“工资卡上写谁名字”的统计数据就无关紧要。不过离婚率的提高正在使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也反映出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遇到了更多问题。

不同时代的趋势和对女性在特定时期的研究都表明：婚姻责任（包括生儿育女）与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之间存在着消极关系。无论是在较早时代还是近期，已婚和有子女的女性在收入、职业晋升，甚至工作上都比男性落后很多。

学术事实与谬误

许多学术领域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这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做出根本性决定的唯一人选是这些学科的教授。任何大学校长或院长都不可能决定在化学、数学经济学，物理学和其他许多领域教授哪些课程或课程内容。

终身任期制存在的理由是它为教师提供了就业保障，从而使他们能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拥有学术自由，不用担心因自己的观点或方法遭到报复。然而，终身任期制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它为机构和个体教员创造的激励和限制。

在许多学校里，包括在一些最有声望的学校，一门富有意义的课程的消失，部分是由狭窄学科课程的普及造成的。这些富有意义的课程是针对学生的教育发展，而不是针对教授的个人便利或事业进步而设置的。大学概况手册中可能会列出一个学生顺利毕业所需的全套课程，但如果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方案可以达到某一特定课程的要求，那么这可能就毫无意义了，例如，可以用电影史课程来满足社科课程的要求，而不需要修一门有关世界上主要国家或帝国的课程。因此，一个学生可以从一些最负盛名的学院毕业，但却对历史以及历史的所有洞见和影响一无所知。

一张学位证书本应代表的知识，实际上可能仅仅是学生的某个教授在写他们的博士论文（书籍或学术期刊文章）时碰巧写到的某个狭小主题里的孤立片段，而不是一种对一系列知识学科有着广阔而协调的认知和理解的教育。

评分膨胀是另一种为教授提供便利而非为学生的利益服务的做法。人们发现，在学习相对基础的课程时，那些选择去上打分很松的教授的课的学生们，在学习更高级的课程时，无法取得像那些之前选择打分严格的教授开设的基础课程的学生那么好的成绩。简言之，学生整体的长远利益被评分膨胀牺牲掉了。然而，评分膨胀使教授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因为他们不需要面对学生对成绩低下或不及格的抱怨，也无需忍受这种抱怨带来的不快。此外，打分偏低的教授们的不受欢迎程度，也会在课程结束时通过负面的学生评价反映出来，这反而过来会对教员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尚未获得终身任期的年轻教师来说。

认证机构可用的有限时间和资源事实上决定了这些机构更注重于容易衡量的标准，而不是试图去评估大学毕业生的智力素质。正如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校长所说的那样：“认证人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所学知识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每个学生有多少平方英尺的教室空间。”

在数学或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学生需要在入门课程中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掌握建立在基础课程之上的高级课程。

有关学术机构最大的谬误之一是，就读名牌学院和大学对将来达到人生巅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对比入读哈佛大学的学生和被哈佛大学录取但选择入读无名大学的学生。不幸的是，这可能会导致样本太小，无法进行统计分析，而且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可能并非这两所大学中任何一个典型的学生。

简言之，学术机构由于其高拒绝率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学生提交多个申请，从而耗费了时间和金钱。此外，学生的多个申请在大学招生办公室中造成了不确定性，因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录取的人会真的来报到。

如果仅采用客观标准在众多申请人中做选择，所需的招生人员就会少很多。而现有的招生标准和做法不仅反映了需要这么多招生人员的原因，还能够让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自己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用深刻的洞见考察申请人的“领导潜力”和“责任心”等主观事物，并且对诸如克服了逆境或从事了被任意地定义为“社区服务”的活动进行奖励。

与客观标准占主导地位相比，主观标准为招生委员会成员们提供了更大的预算、权力和受重视感。同样（与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比起那些更多地依赖同时满足客户和投资者以求生存的机构，学术机构的非营利性使其内部成员能在限制更少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那许多或大多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忽视了成本和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在讨论中，人们似乎认为，如果任何人的欲望受到经济学的制约，那么政府就应该去除这些制约——也就是说，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支出是指生产货物和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价格，价格是向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收取的费用。

在经济学中，成本通常指生产给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固有或最低成本。否则，任何资金支出（无论是由于效率低下、不负责任还是腐败造成的），都将被算作生产成本。

在学术机构中，成本尤其难以捉摸，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在生产联合产品——包括教学和研究。联合产品不存在平均成本。养猪有平均成本，但生产培根没有培根。培根是由火腿、猪排和猪皮结合生产出来的。在学术界，相同的教授、相同的图书馆、相同的科学实验室和相同的计算机设施同样用于教学和研究，在这两种活动之间做出任何成本区分都是武断的。

学术机构经常提出这样的论点：它们教育学生的费用大于它们收取的学费，有些人相信这是非营利机构利他主义的标志。但是，由于教学是学术机构的联合产品之一，是伴随着研究和其他辅助活动产生的，所以这种表述是一种逃避的解释。

一个机构的非营利性并不意味着它对金钱漠不关心，甚至不意味着它对金钱的追求比营利性企业逊色。

收入事实与谬误

马克·吐温说过世界上有三种谎言，分别是“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数据”。

想通过比较收入来说明生活水平的变化，利用家庭统计数据进行比较远不如利用个人收入数据来得可靠，因为家庭的规模会变化，而个人却始终是一个人。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常常被忽略，因为人们的讨论一般都只是假定这种情况是社会存在缺陷造成的，对与之相反的事实不加理会。

对于那些笼统地说“统计数据证明了”或这或那的结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需要仔细审查统计中使用的定义，知道在统计时哪些东西考虑进来了，哪些东西被遗漏了。

人们往往将对贫穷的忧虑与对收入差异的忧虑混为一谈，好像富人的财富都是建立在对穷人的剥削基础上的，但这只是零和博弈谬误的众多形式之一。

真正贫穷的人是长时间、持久性的贫困。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在很多年内甚至终生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要么缺乏收入来源，要么没有财产，无法使生活变得更好。

关键的区别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个体的收入发生了变化，并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转换。

在统计分类中，同一个人可以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被贴上不同的阶层标签。

但“贪婪”这个词却往往被用来形容那些薪资很高的企业高管，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的收入取决于别人愿意给你支付的金额，那你可能是世界上最贪婪的人，而这却根本不会让你加薪。任何对公司高管高薪酬的解释都必须基于他们能够获得这些待遇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工资高。每个人都可以去渴望得到一切，但并不是所有人的欲望都能被满足。

就像被任何公司雇佣的任何人一样，不论身居何种职务，或高或低，企业首席执行官之所以被聘用，是因为公司雇主认为他们为公司产生的收益会超过公司愿意支付给他们的薪酬。

并非每个人都在工作，尤其是那些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人。那些工作的人的崛起说明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机会，至于有多少人会抓住并利用这些机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指责社会是解释收入阶层、种族群体以及社会其他阶层间流动性差的默认做法。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将注意力从内部因素上移开，而内部因素恰恰是很多人不能抓住机会的原因。这些研究担心降低对影响人类进步的内部堡垒的认知，会减少改变内部堡垒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低收入人群进步的机会。

说一些人达到某种收入水平或职业高度的可能性较小，常常被自动等于说是社会在他们前进道路上设置了壁垒。这就等于事先排除了一些可能的、内部的、他们在经济方面技不如人的可能性。而且，这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判断。如果实际造成他们的人生落后于人的原因是内部因素，这么做就会将其注意力从真正的原因上移开，从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使他们上升的可能性降低。简言之，这些统计数据只是为那些落后的人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前景。

经济并不是道德研讨会，并不会给那些应得的人颁发勋章。经济是一种机制，它能制造数百万人赖以生活的物质财富。

薪水不是对优势的评判和奖励，而是对贡献生产力的预期激励。鉴于产出的物品种类繁多，以及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任何特定的个人都不可能有能力评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行业或经济部门所做出的贡献的相对价值，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做到。相反，他们对自己间接或直接看到的收入和财富差异表现出疑惑和愤怒，不相信人们应得的收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大部分收入是通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获得的，而产品和服务的“真正”价值的多少不需要由第三方来决定，因为产品和服务的直接受益人最清楚这些产品和服务价值几何，并且有最大的动力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获得产品和服务。

虽然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比另一个人高出一百倍甚至上千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这个人比其他人聪明上百倍甚至上千倍，或者这个人比其他人工作更加卖命。投入并不是衡量价值的手段，产出的结果才是。

实际上，不存在简单或者无害的变化。相反地，这意味着经济体制的改变。在最初的经济体制中，薪酬由供求关系决定，或者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人自行评估，大多数薪资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者按照这个标准支付；而这个变化则意味着变成另一个经济体制，即收入实际上是由“社会”分配的，由代理人、第三方决策者代表决定哪些人应该得到多少收入。这个改变非常重要，那些认为通过改变能产生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果的人，可以为之提供各种理由，但必须明确的是，仅靠纸上谈兵是很难迈进新世界的大门的。

种族事实与谬误

换句话说，产生谬误的机会很多。这些谬误的产生很多是由于人们深信各个群体在技能、经验或态度上具有可比性，因此他们之间的统计差异只能通过他们周围的社会对待他们的不同方式来解释。在绝大部分历史中，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群体歧视。但是歧视并不是造成群体间差异的唯一因素，困难在于要评估所有有关因素的影响。此外，不同因素的相对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改变，因此还需要历史的因素。

进步和倒退并不总是分处于不同的时代。在同一历史时期，可能会出现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时也会出现其他方面的倒退。

政治家和活动家都是种族谬误的既得利益者，这种谬误将黑人进步归因于政治家和活动家，并将其倒退归咎于其他人。

“歧视”是最常被使用但又很少被定义的词语之一。偏向、偏见和歧视常常混杂在一起，就好像它们是一回事。但偏向和偏见是态度（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歧视是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公然行为。在分析经济差异时，这是一个不小的区别。经济差异是现实世界中可见的事物。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更多的偏向或偏见会自动转化为更多的歧视——或认为在没有偏向和偏见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歧视。这种错误的假设忽视了一个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转化为公然行为的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很多人都说过，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但事实上并没有人这样做，因为要获取有关一个个体足够多的认识，其成本往往远远超过其价值。这种成本不仅可能关乎财务费用，还可能关乎人身安全，包括死亡。

确定两个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不是歧视的结果，与确定个人是否因他没有做的事情和他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受到惩罚完全不同。然而，无论人们对个人歧视的谴责有多么严厉，它也不能自动解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就业差异。

无论我们希望在未来取得什么成果，都必须从了解我们当前的位置开始——不是从我们希望我们在的地方，也不是从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在的地方，而是从我们实际所在的地方开始。

第三世界事实与谬误

简言之，那些将被征服国家的贫困归咎于征服它们的国家的人并没有处理清楚因果的问题，因为前面提到的隐藏在征服背后的那些差异还有待进一步阐述。此外，还有一些兴旺富裕的国家，但它们的征服行为微不足道，或者根本没有征服过其他国家，而有些贫困的国家，也从未被某个国家征服攻陷过。如果把第三世界的贫困只因归咎于经济“剥削”，通过这样的形式将原因和责任混为一谈，那么无论如何定义，都存在这样一个未解之谜：为何在第三世界中，最贫困的国家往往是那些遭受繁荣国家政府攻占程度最低的国家？

简言之，没有哪个国家或文明能够永远处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最前沿。同样的，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也不可能相同。当今很多人把经济平等视为一种社会常态，进而别有用心的，甚至邪恶地解释经济不平等的原因。

由于所有国家都至少曾经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贫穷，因此，需要解释的不是贫穷的原因，而是创造财富的原因，以及哪些东西会加强或减弱创造财富的能力。

“外援”是另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预示着资金转移将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尽管有太多的例子说明，持续性的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除了巩固现有的制度，减少可能会发生的必要变革外，并没有任何成效。外援还使外援助机构的官员能够利用杠杆指导当前流行的任何经济政策，如通货紧缩和“休克治疗”等，而不需要对结果承担什么责任。

最后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最多是：①明确地指出这种隐含的假设；②要求拿出可以证明这种“超级知识”的证据；③指出在基于这一看法的方案和政策被制定出来后，紧接着世界各地有多少起灾难发生了。

译者后记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互联网高度发达，言论和媒体传播途径之多、速度之快，有的时候真的可以遮蔽我们的眼睛，堵住我们的耳朵。大量信息的充斥、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我们来不及思考分辨，就已经迅速形成认知。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了直接将网上的信息当作事实，已然不会去考证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这种“二手信息”的使用者和传播者，甚至是捍卫者，在社会洪流中被裹挟着前行。

我们常常感叹现代社会太浮躁，太缺乏客观、冷静、深刻的思考者，但是我们自身也似乎消退了“格物致知”、务实求真的态度，颓然抱怨大环境中房价、教育这些现实的困境，无法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吴诗涛 2021-09-24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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