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自序
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任何调水之策解决问题。因此，水工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
就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功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
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
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我国传统上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维系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为了增加发表机会而写一些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大文”，不可取也。
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喜欢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科斯主张，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他批评，“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
引言
求学即求“学问”，那么“学”和“问”哪个才是重点？我认为是“问”。
一代人对问题的认知，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那代人对生活的感受。
刘易斯认为要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里提出了工业化应是全面工业化，包括发展农业的工业化，即“产业化”。
我们可能读过很多经典，了解到前人做过的很多工作，也记了无数的概念、推理和模型，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问题来做驱动，你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最后拿来做什么，怎么用现有的知识生产出更多的知识。
在美国调研期间，科斯观察到美国庞大的企业组织内部存在有序的协调、计划及管理。自1932年起，他开始研究费用与组织的问题。他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要素所有者必须去发现价格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做出安排，解决争议等，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
对青年学者而言，如果你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就要想办法在经济学知识的海洋里做出一点增量，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新中国建立70多年与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从中可以找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题目。所以，机会是有的，关键是如何把问题找出来，以问题为驱动和向导，好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第一章 产权的界定
产权界定
《罗马法》和法兰西《民法》关于所有权的定义是：以法律所允许的最独断的方式处理事物的权利。
任何社会真要建立权利，它确实和这个社会的观念有关系，如果多数人认为这件事情不对，就算法律写上了，执行的成本也会非常高。
生产性的活动，是被财产权逼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有恒产的人不一定是利用资产最优的人，这是永远的矛盾。
真正的产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随着观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法律的变化，它要不断地界定，再界定。
清楚界定财产的权利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为市场交易就是让资源不断得到更好的利用。
产权改革
人的心理倾向是，如果这里有一个凭身份就可以拿的东西，他就不走了。大家都说农村没有人了，这个观察是有问题的。农业对GDP的贡献就是7%~8%，加上补贴，也不过9%。你看农村还有多少人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在里面？这对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在宏观上都有影响，所以产权还要再划下去。
其实到今天为止，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还没有落实。该修正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没有说只有国有土地才可以转让，但到今天为止，生效的只是国有土地转让暂行规定，这也是我国土地市场、土地财政的法律基础。而集体土地呢？不能转让。这也构成城乡很大的问题，包括供地制度。现在国有土地可以入市，但这个当时也是匆匆忙忙从香港学来的，设定的使用期限为40年、50年、70年。然后呢，地价怎么定？70年期限到了，怎么办？到时候是地产税制度，还是土地批租制度？我国的土地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
真正公共用途的征地没有问题，美国也征地，日本也征地，但今天中国城市化大量征地是商业用途，在公益上就讲不通。
混改不是在市场同一个行业里既有国企也有民企，而是在企业的治理结构里让它们混到一起。对混改，各地做了一些试验，问题挺尖锐的。
第二章 人力资本的产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一些经济学先驱探究了经济增长中总产出的增长比要素投入增长更快的原因，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是现代收入增长的日益重要的源泉。这个认识一般化后，人力资本经济学家就把人的健康、体力、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等视为一种资本存量，即这种存量可以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增长的一个源泉。
当我们试着问“人力资本的产权”时，我们究竟是在问“人力资本的归属”，还是在问“人的归属”呢？人力资本不可分地属于人，天然如此，何问之有？至于人的归属，除了可以蓄奴的社会，哪里会有人往“这个人归谁所有”这样愚蠢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呢？问题提不出来，好答案就不会有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文献，要么讨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要么测度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都不讨论“人力资本的产权”这个问题。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劲头十足，同时又对产权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寥若晨星。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连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在事实上无视其存在。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资源特性使之没有办法不是私产，至少，没有办法不是事实上的私产！
人力资本的“主动财产”特性，使这种资本拥有反制“产权残缺”的特别武器。
人力资本是一种可能因为“产权残缺”而立即自动贬值的特别资产，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用来反制产权残缺和残缺产权转移的基本机制，就是“主动”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时为零。
以上讨论，使我们得出人力资本产权的三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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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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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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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找实现自我的市场。
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需激励，厂房设备无需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需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我的回答，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然也。
刮目相看人力资本
人身上所拥有的能力是真正的人力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些能力不仅来自后天的训练，也有天赋的成分。
国家间的竞争、比赛，比什么？就是比这个，比什么经济体制能把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挖出来。
调动人力资本更重要、更普遍、更持久的办法应该是交换。
不同经济体制之间最大的差别，是看能把人激励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企业的目标。所以激励实际上是找一套机制使得这两种目标能够一体化，或者最大限度地靠近。
企业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能够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把人力资本充分挖掘出来。否则，搞活企业就永远是空话。
能力定价和高科技产业
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有头脑的人。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是企业。因此研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不能不研究有头脑的人和企业。本文讨论人和企业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市场和企业怎样为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的头脑定价，以利于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充分的运用。
人是否乐意“调用”知识存量，更重要的，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知识存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社会对其拥有的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怎样定价。
你在多大程度上启动你的能力资源，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给你回报。平等交易，就要定价机制。所以定价机制不简单，讲起来似乎只是钱、报酬方式和数量的斤斤计较，背后其实是完完整整的一部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从人权、产权到知识产权的现代文明史。
政府认为压低大白菜的价格，本质上不是“看清”大白菜，而是“看轻”生产大白菜的人的“能力和努力”。你看轻了，人家的“能力和努力”就不充分“供应”，结果就是任你用尽各种办法，还是达不到大白菜满足供应的目的。
越是高科技，越是知识含量密集的地方，简言之，对转化已有知识的创造性要求越高的领域，生产能力的“成本”与“产出结果”的关系越难以确定，成本定价发法，例如按照学历定薪资和待遇，就越是错误百出。
在经济学上严格一点，与其说为能力资源确定一种价格，不如说决定一种能力资源的“租”（rent）。关于“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成本对于确定租的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产权强度。
在任何一种市场性的合约中，总有一些“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问题存在。就是说，总有一些误差带来的实际利益，落在一些力量的控制中。
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考虑技术创新人和企业家的股份安排。道理很简单：技术和市场创新的行为，影响的是企业长远的、不确定的未来结果。对于行为影响长远而影响的方向又不确定的行为主体，仅仅给予短期的、确定性的激励制度安排，必定会发生经济学家所谓“激励不相容”的后果。
基本的判断是，政府根本无需“发明”什么高明的办法，只要顺应时事，在中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并在与社会各方中分的信息交流中推进有关立法，就可以完成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推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学生质量考核的困难
一般性知识可以自我保护，因为想要获得一般性知识的人，必须花功夫“学习”。
学习的各种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构成获取一般性知识的“代价”。
巴泽尔分析过市场里考核不同产品品质的方法，他的结论是，考核品质总是要破费的，而“考核费用”在不同商品市场里有极其不同的分摊模式。
教育专家系统的可靠性
等到教育成为普遍的“行业”，就需要教育专家系统发生更复杂的分工，演化出种种机制来分担考核学生质量的费用，减少考核出错。
我的看法，无论几百元，给教授的薪水里都应该包含了教授考核学生质量这样非常难以监督的工作努力的市值。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教师个人的人力资本（包括名声）的产权得到充分承认，而教师人力资本的产权是学校聘请教师合约的一个基础。
有关报道中讲到一位监考先生眼看大量考场作弊不闻不问，甚至参与策划并提供方便和保护。人们当然应该谴责这位监考先生的失责和败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为监考先生们的不失责、不败德付出一份相应的费用？
学校品牌的主要价值，是保证对学生的考核出错最小，从而节约社会挑选学生的信息成本。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事权分离”：所有教育事务的审批权力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但“具体事情”还是要学校和教师来做。这基本上就是最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了。所不同的是，国有教育体制的“亏损”不是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质量上，反映在学校品牌、教职员工和文凭的贬值上。无论如何，没有可靠的教师和学校，要指望由“学官”来解决考核学生质量的难题，是靠不住的。
特别的困难是：用人单位面对的是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而大量中间环节的学生质量考核，特别是中考、大考这样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环节，用人单位就鞭长莫及了。因此，高考考场里发生的问题，不是“严加监管”就可以解决的。好比把树砍了，把草皮也挖光了，水土流失一旦发生，只靠修坝就不一定管用了。治本之策，是政府退出直接的学生考核过程，把精力集中到界定学校本位和教师产权上，同时开放办学的市场竞争。无论如何，考试作弊、真文凭贬值而假文凭泛滥的地方，就是GNP每年翻番也不好自称现代化的。
第三章 企业家研究
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
潘宁（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
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不景气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
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至于政府用多印刷票子的办法“启动”市场，除了为下一轮高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不会有别的效果。讲到底，除非有足够的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动，不以未来的高通货膨胀为代价，政府断然“启动”不了今天的市场。
经济突破景气低迷并不难，难的是不以“预支未来”为代价。
新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当经济增长被知识驱动，就要更多地靠人的全面发展。
要当心，教育如果不在根本上从启发出发，从主动掌握知识出发，我们就很难碰到那个东西——创造。
创业创什么？你首先要给客户创造价值！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是一样的
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创业的企业家选择儿子还是选择外人管理企业，终究要从效率着眼，因此没有大的差别。
如何防止公司创始人对公司的未来犯下晚年错误，或许是公司控制权代际转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对创始人产权的任何限制，总会削弱创业动机。至于讲到效率，要当心的是，离开了评价主体，本无效率可言。比如在帕累托意义上，当不能增加一个人的边际收益而减少另一个的边际损失时，这里至少有两个评价受益或受损的主体，而评价主体是由产权来界定的。因此，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场合，挑儿子还是挑外姓人来接掌公司大权的权利，是被包括在创始人的产权权利束之中，得到法律或习俗保护的。
企业家的权威不同于任何其它权威的地方，是企业家的决策要经受方方面面的检验。
创业企业家有权挑选接班人，但市场会校正企业家可能的错误。
信誉与运气
信誉在向潜在的企业家分派运气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市场总是剔除那些缺乏信誉的企业家，而把更多的运气分派给兑现了承诺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企业家自己的钱，相对于成就事业的企图心，总是不够。
信用是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要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信用发达的条件下，追逐利润是维持信用和增加信用（就是动员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
人很有意思，只有追“不够用之物”，才有非常疯狂和长久的劲头。不理解这一点，所谓利润最大化云云，不过方便了解数学题，对于解释真实世界里的经济行为，没有什么帮助。
驾驭不确定性
为什么好的商学院都搞案例研究，而不太像经济学那样讲授原理，试图把知识变成很确定的东西？因为商业世界里确实没多少确定性的东西。个案研究的好处就是让人举一反三。
那种认为只有同行竞争的思维模式是有问题的，现实是所有不相干的行业都在竞争。信息社会，知识的可分享性使得一瞬间可以造出无数的竞争对手来。这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能够感觉并把握潮流，这是不得了的学问。
企业家能力竞争的舞台
在资本市场上买卖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
决策能力和生产的组织协调能力，是资本增值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这两种能力，就是企业家才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到底就是企业家能力的存量。
资本增值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
用产权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企业家要分享“剩余索取权”，而不是获得事先可以确定的“合同报酬”。
控制权与控制权的收益不能分离 ，最终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
为资本市场立法要从“根”上下手，这个“根”就是良好的财产权利的界定。
普通人投资的世纪
我们社会中有一个口号叫作反对暴利，实际上我们只应该反对非法所得，一块钱的非法所得也要反对。如果是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产品和服务换来的，利润再多也不应该反对和限制。
为什么盈利企业这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对这种企业家赚钱的能力极为歧视。这是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要害问题。
资本市场最终是保护别人财产权利的地方。股民一旦丧失信心而逃走，完蛋的是市场和企业。真正有能力盈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最终通过股民的挑选而留在资本市场内，否则就得出局。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人为划定产业顶多为分类研究提供某种便利，但是我们可要晓得，当非驴非马的骡子同时挑战“马”和“驴”的分类时，真正要改进的是原先笨拙的分类，而不是骡子的存在。
传统的国有企业搞不好，根本问题是没有把国有企业也看作科斯所讲的“一组市场合约”。
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就是承认工人、技术专家和经理的人力资本产权，并且用法律保护其交易的制度安排。
汪丁丁阐释过，作为一种权利（right），产权首先必须正确（right）。中国的教训是，仅仅有经济改革（包括产权改革）并不能解决何谓“正确”的社会标准的问题，全面解决产权问题需要在更全面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方面下功夫。
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粗略估计”的本事是从张五常先生那里学来的，无非是以“粗略的对”来避免“精确的错”。
当然，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无比重要。不过，要是中小企业老是中小企业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会怎么样
国企改革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产品市场竞争。
所有资产，客观地看都是合作的结果。
资产定价不是看历史，而是看将来。
第四章 公有制的改革
便宜的企业家和昂贵的企业制度
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去的问题。
在企业改革中应想办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存量也好，收入也好，博将来的东西，要使所有人面向未来。
在讨论定价问题时，要区分两种收入：第一种是合同性收入；第二种是企业家收入，它不是合同性收入，是承担剩余。我们的计划体制、公有制，最要命的是不区分这两个东西。
年薪制不是等级制，它是一个剩余概念。农民就是年薪制，做完了才知道是多少，事前讲不清楚，这是企业家收入的一个原则。
自然人持股：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讲企业的责任链，总要有人负最终的责任。但是国有股的所有者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没有最终可负责任的自然人。
国有企业或具有国有背景的公司，传统上是否认个人与公司资产的合法联系的，但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中，个人的作用又是举足轻重的。
企业改制，何为成功
许多公司在市场上“失败”了，但那不过是公司里的要素有了“更成功去处”的代名词。
经济要素可以合法地、顺利地流动和重组，是“自由企业体制”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
传统国有、集体公司的效率低，根源在于进入公司的要素产权不清，所以流动、组合和重新组合困难重重。
以商业成败来论企业改革的英雄，浅见罢了。
国有企业：不能不谈“方丈”只说“庙”
我讨论的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面向市场竞争而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几乎所有搞得好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共生现象，就是企业里至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长久地保持对企业的控制。
人与人能力的最大差别在于，能否在对不知道后果的事情上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讲人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反馈关系，我干得好，可以得到更多，这是一种逻辑。而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激励机制，就是强调你现在干得好，那么下一步就能干得更好。企业家做了一个好决策，其回报就是将来的舞台更大。只要这个机制不被破坏，就会从中涌现出一批有能力的企业家。
“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熊彼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剩余价值。
保护人力资本是发挥全部资本作用的条件。
天底下有一种资源是无法公有化的，它就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
控制权回报机制起作用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企业家必须在位。第二，在位的企业家的能力要始终很强，不但是绝对的强，而且要相对的强。相对强的含义是，在位的企业家对企业资本的运用一定要比企业内外的所有其他人好。
产权交易本质上是让更能干的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源。
企业到底值多少钱，也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让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过程永远不要停止。企业家和资本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合。
我们这里再总结一下，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第二，它不能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因为产权是以部门、行业等划分得非常零碎的，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只能局部优化；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际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权资本化或者类似的制度变迁的话，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无法与股份制等其他类型的企业进行长期竞争。
在我们的体制内，适合于上级“胃口”又有能力的企业家是极少的。如果是乡镇企业，恐怕就在本地选人。
企业本身是一个未来的收入流，投资企业是投资企业的将来，是投资企业家的眼光，是因人而异的。资本市场永远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过程。
如果没有契约在先，事后得到的剩余是讲不清楚的。有经验的企业家凭直觉就知道，如果讨论企业内每个人应分多少股权，那企业离破产也不远了。
攫取与公有制企业改革
由于界定产权要花费成本，因此，总有一部分权利会界定不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公共领域”。更重要的是，巴泽尔发现，公共领域并不能自动维持其公共性质，因为只要处于公共领域的资源对私人有价值，总有一些人会以各种方式来“攫取”（capture），使之在事实上由私人获得。
真正死命反对改革公共过道的，常常是那些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他们“捍卫”公共过道的“公有制性质”，是因为他们从如此名义上的“公共过道”里可以攫取最大的、由国家和人民承担成本的私人利益。
热衷于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而对问题本身缺乏理解，是近年国有企业改革打转转的原因之一。
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越蔑视个人的合法权利，公共资源被攫取的程度就越严重。
市场化改革和界定产权是一致的，甚至是统一的。
国有企业困境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破产机制。
审批获得就是把这个权力给官僚，他愿意给谁就给谁，然后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最腐败的一种制度。
第五章 竞争、垄断与管制
选一个角度看“垄断”
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分歧，常常发生在对垄断行为不同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上。
出现市场垄断的成因，大体有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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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或服务）的独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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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或版权，或者像可口可乐配方那样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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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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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特性产生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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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形成的垄断。
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不通过法律来保护专利和商业秘密，那么这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就可能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不利。当然，技术一旦被发明出来，由社会共享共用也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普及，所以各国对专利的保护通常设一个时间区间，过了时限就让此专利对社会免费开放。
许多所谓的垄断恰恰是产权的同义词。
在市场上，政府只能遵循一个原则：保护各方平等交易的权利，但不保护任何一方自愿参与交易所能获得的市场价值，否则，必定违反对产权的普遍性保护原则。
强制性垄断不是普遍保护产权的结果，而必定含有某种侵犯他人产权的结果。
哪一种垄断扼杀市场竞争？
物以稀为贵永远成立，但市场规律是，任何独到的资源或产品要是身价太高，那各种替代品一定源源不断进入竞争替代过程。讲到底，技术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发现替代。
标准教科书举证的垄断行为，前提是看不到潜在竞争者的存在，更看不到所谓垄断超额利润对潜在竞争活动的强大激励作用。
以筹资量来保障在位者垄断利益的难度，越来越高了。潜在的竞争压力，势必对在位垄断行为构成现实的约束。
在实践上，人们难以分辨：究竟是规模经济导致独家供应商在技术上更优，还是行政性垄断排除了潜在的可进入的竞争对手？究竟是成本优势令潜在对手裹足不前，还是行政权力压制了市场竞争、消费者选择、技术进步和替代？
在政府普遍保护产权的条件下，市场上的确会发生各种这样的垄断。但是，未曾侵犯他人产权的垄断，恰恰是市场竞争的内涵。独到资源和独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垄断；成功的赢家获得某种市场权力，是垄断；专利在有效期内，是政府保护的垄断；商业秘密，更是企业与政府或法院合作维系的垄断。所有这些垄断，都不能贸然反对。因为这些垄断，有的本身就是排他性产权的同义词，有的是市场竞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因为我们赞成保护产权、赞成市场竞争，所以无法贸然反对这类垄断。
扩展管制的动力与效果
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间接干预。就是说，政府仅仅改变企业和个人做经济决策的环境参数，但不干预、不限制，更不替代企业和个人直接的经济决定和行为。
与宏观调控不同，管制要改变的不是决策参数，而是直接干预、控制决策和行为。
“管制资本主义”的教训
注重经验研究——就是从实际后果，而不是从事先所宣称的伟大意图来检验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正确性——的经济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从美国30–70年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管制实践中发掘出大量资料，证明“管制失灵”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要比所谓的“市场失灵”更加严重。
英国的如下四点经验值得中国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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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国有资产（“私有化”）与开放政府垄断市场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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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动市场竞争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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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机构非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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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市场性监管、减少行政性监管。
新管制经济学点评
在最高限价的新模式下，只要（平均的）价格总水平不超过最高限价，公司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收取不同费率。这样，最高限价在理论上可以符合拉姆齐定价法则，那就是在保证被管制公司利润不为负的条件下，定价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斯密（1776）到科斯（1945），经济学的“古老观点”就已经指出，那些具有高固定投资成本、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的行业，如果按照边际成本定价，一定导致经营亏损。可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又怎样保证“社会福利”不受损失？理论上的出路就是“适宜的价格分歧”，即“必须在那些给公司带来正效益的价格中找出各种受消费者欢迎的服务价格”。这里的关键词是“各种”，就是说，区别对待、差别定价。
在处理发散信息流方面，竞争定价的体制比新管制经济学的“机制设计”更具比较优势。
市场难免要出错，也常常能够通过自发的利益交易过程纠正各参与方错误的预期、决策和行为。市场就是在不断地出错和纠错的过程中，交换、处理专业化带来的巨大信息，刺激各方学习并获利。但是，市场作为一个过程并不免费，无论出错还是纠错都需要耗费时间和其他资源，总有人要为市场的出错、纠错过程付费。因此，人们总是希望减少市场过程的代价。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能自动免除“管制自我扩张”的逻辑。
重视中国自己的经验
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色色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的。基础社会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体制看起来很“乱”，但唯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政府和政府部门从一切直接的市场活动中退出，是政府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消除转型时期腐败的重要措施。
政府部门集中了大量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干部，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办经济的一个显著特色。在开放市场、政府转变职能的新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到政府部门工作。
第六章 另眼看垄断
境外上市卖点的教训
真实世界里，那些最厉害的企业家为了避免陷入乏味的利润趋零游戏，无不追逐市场权力，也就是通过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对价格形成具有影响力，从而持续获得利润。市场份额大到一定程度，还不就是垄断？所以市场垄断这回事，从来是在商家以外的世界里人人喊打，而商家中人则个个朝思暮想。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卖点，要从行政性垄断的特许权转向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加快国内市场的竞争和准入，是中国公司在境外资本市场持续融资的基本保障。
手心手背都是肉
竞争性的环境每日每时都在教育着运营商：要是你的对手比你更能讨好消费者，那你的麻烦就大了。至于消费者行为，并不是非要高深的学问才能明白的。生产者下了班，哪个不是消费者呢？
薄利多销，只讲出了“商业机密”的前半句；接下来的半句，是“多销利厚”。
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用降价策略来取悦顾客，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所以投资人一旦丧失信心，顿时就溃不成军了。
从长期看，以公司竞争能力为基础的投资人信心，才能与消费者利益一致。
“看得见的手”定价，“看不见的手”定量
政府既定价又定量，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经济特征。
高科技永远都很“高”
所谓高科技要被产业化，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新技术来赚钱，没有这种听起来很卑微的动机，高科技永远高高在上，不会跟普通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技术本身是人的行为，人是要在法律框架、行为框架、游戏规则里来决定他的行为的。
理性的局限——《电信竞争》书评
正确运用激励性价格管制的方法就是“学习与实践”。
邮政专营的三个理由
无论如何，不要让法律责任、规模经济和普遍服务之类的大字眼，成为行政垄断部门手中的人质。我们不妨斤斤计较一下，为了这些大字眼，究竟谁要付出代价，付出多少？又是谁从中获得了利益，得到多少？
自发的梧桐树
交易的方便和巨大的交易流量，固然是吸引客户的条件，但是，投资人对交易大厅里发生交易的公平性深信不疑，才是一切的基础。
要反对的不是重复建设
要区别三种状态：独家垄断，重复建设但不准竞争，竞争所必要的重复建设。第一种状态，即独家垄断带来的损失是非常高的。第二种状态是在垄断的基础上再加上重复建设的成本，这种行为大多是行政部门和地方所为。第三种状态，重复建设带来了一个竞争的结构，竞争有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充分利用。
支付重复建设的代价会有如下利益：竞争可以降价，降价以后可以扩大需求，然后可以加快投资的回报。因此只要重复建设的成本低于预期的竞争降价效果，对社会来说就不坏。而且如果你是创新性的，就可以拿到一块创新利润值。也就是说，存在竞争有两个机制：降价机制和创新机制。
要承认市场竞争性的、有产权约束的重复建设的合法性。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重复建设，只能阻碍市场竞争，保护行政性垄断的特权。笼统地反对重复建设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把竞争者或者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权利消灭掉了。
第七章 市场的守夜人
守夜人的经济学说
斯密的贡献，在于分析政府怎样守夜，才更加经济、更加合乎社会的一般利益。
另一条印度道路
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
启动经济和政府退出
要刺激消费，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政府的经济政策，要以消除妨碍居民和企业收入持续增长的种种因素作为出发点。
如果政府把自己手里的各种资产和各种特许权盘好，不需要猛增税收也可以把政府养得好好的。现在应该一手让税，一手盘活政府手里的资产和资源。
首先要让人从市场里赚钱，其次才是辅助性的保障系统。如果挣钱的路越来越窄，保障的负荷越来越重，最后政府哪里来钱？政府只能把现在还开门的公司搞到关门为止。这样下去是搞不动的。
中国这个地方现就这个发展水平，不能搞太复杂的东西，最好的保障体制是让老百姓自己能好好挣钱，好好储蓄和投资，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体制和金融系统，这是主要的；遇到天灾人祸，首先是个人动用储蓄，其次是家庭、亲朋和社区互助，再次是地方政府的辅助性帮助，最后才是中央政府的补助。不能倒过来，仿效什么福利国家模式，所有企业一大笔钱交社会保障税，养一大堆人。在中国的信用条件下，你能相信30年后他还能给你东西呀？你看30年前投资的国营企业，现在要你解决下岗问题，你要明白30年后兑现的承诺是不怎么靠得住的。
基本经验就是不能让经理白白分企业的股权，而是必须买。没有足够的钱，就通过融资，让经理先对公司负一个债务，将来靠分红所得还贷，真正获得相应的股权。
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
分级的资本市场是获得企业规模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转型期城市就业也需“软着陆”
目前中国面对的是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重大变化的叠加。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就业领域，背后却是国民经济多方面矛盾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