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
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
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
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
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多少。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王岐山同志之所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道理就在这里。
理想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思想。如果我站在苍生社稷、修齐治平的大格局上看雍正，自会紧跟时代步伐，不待扬鞭自奋蹄；如果我满脑子是升官发财当老爷的封建糟粕，一定感到度日如年，抱怨“官不聊生”、“舒适度”没了。内心一有抵触，自然想方设法逃避、抵制、糊弄、贪腐，巴不得一切赶紧过去。思想决定行为，格局决定结局。如果我选择前者，最终必然炼成亮闪闪的真金，人生的价值便厚重起来。如果我选择了后者，我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沙子，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不知所终。
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
贪官人人喊打，巧官无影无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明枪，明枪易躲；上有政策、下有“顺策”是暗箭，暗箭难防。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潜伏期又长，到了发作的时候，救都来不及。
中国封建社会足够长久，客观存在在人们内心深处一再强化这样的意识：无官不贪腐，无贿不成事。于是，人们在下意识里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非罪化，最终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思想意识是上层建筑中最顽固的东西。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终结只有一百余年，而要涤荡2000多年的思想污垢、铲除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百十余年显然太短。人们下意识里隐藏着的错误价值观，正是我国现阶段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第一顺位、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尚待健全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我们平时对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别人的，是对别人拥有腐败机会和能力的嫉妒，跟道德判断关系不大。
事是人做的，人在政治中的作用自不待言，但制度规范等软环境也不能忽视。科学的制度设计是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好工具，再好的木匠，离开锯子也做不了一只板凳。
环境影响人的成长，但它并不排斥意志的自由表现。
改革和反腐都要趁早。不从根子上改革弊政，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严惩寄生在弊政里的蛀虫，改革就推不动。
任何产品一旦有了广大的市场，很快就会形成产业链，只要肯动脑筋，商机无处不在。
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