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卡 (德). 资本主义简史[M]. 文汇出版社. 2017.
序言：颂扬与怨恨中的飞跃（许小年）
与道德含义上的分歧形成对照，学者们接近一致地将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创新归因于私有产权的强大激励，以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变成了一架创新的永动机。超额利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奢华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满足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企业唯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逃脱被淘汰的厄运，诚如熊彼特所论述的，创新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业务，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盛衰的头等大事。
高风险要有高回报补偿，与其他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纯粹为利润而非消费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经营，用钱生钱，钱不仅是手段，也成为了目标，“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时甚至可以赌上身家性命。
超额利润来自垄断，熊彼特赞扬市场上的“自然”垄断，视其为创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罗代尔则抨击官商勾结的人为垄断。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垄断必要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证明布罗代尔的担忧并为过时。
创富还是分利，经济理性永远选择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为十字路口上的资源流向的指挥灯。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产品、技能、知识、思想都可转化为资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创新和创业不问出身、人种、贫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备增值潜力就可走上资本的神坛。“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即便不符合人类梦想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绝对公平”，相对于其他形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高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会出现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机会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运之神青睐财富创造者，实现社会成员的多赢或共赢就有了可能。
经典作家们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却倾向于低估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能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从家庭、村社、宗族等农业社会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将原本“作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价般地抛到市场上，转化为经济理性的工具。他/她现在像一粒砂、一颗尘，孤立无援，只身游荡在陌生的现实中，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失去原有共同体中的温暖和安全感。虽然他/她获得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代价却是空前的寂寞与失落。生计的困苦化作对资本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发了对价值和道德泯灭的愤怒指责。
英文版作者序
资本主义既是造就创新与进步的引擎，也是带来危机、剥削和异化的源头。
资本主义具有十分强大的适应能力，在不同社会政治条件下均可兴起，同时被当地的社会与政治塑性。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
学者一般用资本主义指代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有时也会特别关注它的社会与文化影响。
| 理论家 | 对“资本主义”的讨论 |
|---|---|
| 卡尔·马克思 | 发达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市场是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趋向于支配社会、文化和政治。 |
| 马克思·韦伯 | 资本主义会因为组织化程度过高、官僚主义严重而失去活力。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形式理性、基于计算的理性。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结构最能保证这种理性。理性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却不一定能不断提高所有阶层的生活水平。 |
| 约瑟夫·熊彼特 | 资本主义是一种私有制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中，人们通过贷款进行创新，创新通常（但不必然）创造资本。资本主义总能唤起、利用人们最强烈的欲望——不切实际地憧憬致富、由衷地恐惧失去社会地位。 |
| 约翰·凯恩斯 | 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它能“唤起个人致富、爱财的本能，形成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资本主义活动需要动物精神的推动，因为它面对着无法预料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的目的理性存在漏洞，而情绪填补了这些漏洞。 |
| 费尔南·布罗代尔 | 资本主义只能被用来描述少数富裕且有权势的“上层”资本家的活动。市场力量跟政治力量通常长期纠缠，而不是互不相干。 |
| 于尔根·科卡 | 本书中使用的“资本主义”定义以分散化、商品化和资本积累为基本特征。3. 资本出于核心位置，这包括：为了将来的收益而利用现有资源投资，借贷、使用积蓄和盈利，直面动荡与风险，将获利和资本积累作为目标。变化、发展和扩张必不可少 。 |
人们有理由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低估了市场在传播文明方面的作用而高估了劳动的重要性，误认为它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手段。
要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原则就要占上风。占上风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原则不仅要成为经济领域内的调控机制，还要努力超出经济领域，渗入其他社会领域并产生影响。
二、商业资本主义
贷款信誉对于商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意状况保密，大家又都暗中相互观察、彼此监督。
国家的建立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萌芽有着密切联系。一小部分富裕的、经营高级金融业务的城市居民中的精英由此拥有了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企业的存亡也跟政治力量和动荡不定的政治格局捆绑在了一起。
历史经验很早就告诉我们，一旦从流通领域扩张到生产领域、直接改变劳动，资本主义就会带来更多棘手的社会问题。
虽然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得到了后世商人的重视，但在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它们还远远不是人们热衷于追求的目标。当时的商人更多地将盈利和商业成功视为实现幸福生活的手段。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即欧洲的势力扩张至其他地区之前，经济和国家的关系、市场过程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环境和政策调控可以为资本主义树立它原本没有的目标。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家庭经济、不涉及市场的交换、与经济无关的依附和支配形式、政治造成的阶级不平等和非资本主义的文化才是主流，封建主义统治着欧洲。
三、扩张
资本主义的崛起、世俗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互为条件。
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世俗国家及其政府逐渐强大，试图扩充势力。此外，传播基督教也属于扩张的目的。但是，与其说传教的愿望推动了扩张，还不如说它可以为政治和经济扩张提供合法性。然而，促使欧洲向世界各地扩张的最重要的动力仍是经济利益——追求财富和盈利、痴迷于贵金属、希望在贸易中占上风、想在激烈的竞争里战胜其他欧洲国家。
近代早期，银行崛起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贷款和新型的中介与外币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也要求银行提供服务。
那些一提起资本主义就会想到“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的人，首先要习惯一种令人不快的观点：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和东欧的的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非自由劳动的大幅增长。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是指，劳动不受经济以外因素的约束；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按照合同被招募、拿报酬，劳动力和报酬形成交换关系。
种植园经济一般离不开典型的精密计算和遵从目的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但它也带有掠夺式开发的特征。由于土地广大，充当劳动力的奴隶价格低廉，至少在早期发展阶段，种植园经济根本不考虑土地和劳动的可持续性。
工业化进行得益于此前一个世纪奴隶贸易的巨额盈利。
封建制度遏制了变化的动力：没有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没有盈利、投资和资本积累，没有对竞争和发展的重视，就不会有变化的动力。
资本主义进入手工业世界的最重要途径是影响带有“原始工业”色彩的家庭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深刻地改变了生产领域。
尽管市场关系经常导致竞争和自利行为，但它也能增进信任、促进社会化。
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贸易、资本形成、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当下享受的能力。
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强加给心怀抗拒的大众的。资本主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历史悠久的不公现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许诺合理的回报。资本主义创造财富，传播自由。因此，它不仅能吸引商人和企业家，也能吸引知识分子。许多“普通百姓”或许也会对它感兴趣。
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具备了左右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离不开国际联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
四、资本主义各阶段
保守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害怕资本主义吞并一切的力量：它用合同取代传统习俗、用组织取代集体、用市场算计替代社会联系。信仰社会主义的批评家谴责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异化和不公正现象。预言资本主义会因为内部矛盾而灭亡。
“工业化”指的是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其核心内容有三点（它们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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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织结构领域出现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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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使用新能源（最初使用煤，接着用各种方式发电，然后使用石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能源的利用极大地改变及威胁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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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大量出现。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工业化通过各种途径相互影响：市场、竞争、彼此观察学习、模仿、规避、吸收。
我们不能说工业化是实现富裕的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一般来说，工业化是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
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显然一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都十分重视投资。工业化意味着不断寻找新的项目、不断融入新的格局，市场的动向和反馈非常重要。分散的、涉及众多企业的决策结构无可替代。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都以资本主义为前提。
人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内含的阶级对立，它具体表现为权力矛盾和分配矛盾。阶级对立受到批判，也能引发社会运动。
资产阶级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始终动荡、不安挥之不去。
金融业投机过多、发展过度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也影响了“实体经济”。它们不仅波及了一部分投机者，也威胁了个社会阶层成员的生活，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资本主义不采取革命性手段。它可以适应各种社会现实。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有过各种形态。
过去，市场机制发挥着最重要的协调作用；现在，组织手段和半政策手段的协调能力大幅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虽然结盟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存在，但是巨型企业之间也有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
经理人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使社会阶层高度固化：除了学习和实践经验，经理人资本主义的人员选择机制也很重视家族传承的文化资本和人脉。
很大一部分资本活动的目标不是投资生产，而是投机，两者的分界通常不是那么明确。大幅盈利并不意味着创造价值。
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尽量将事物变成商品，这一原则和人类劳动的最稳定的结合形式就是雇佣劳动。
资本和劳动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冲突，矛盾的核心是产品分配问题（这体现于涉及报酬和工作时间的矛盾）以及权力、支配和服从问题（这体现于涉及劳动的组织形式、自治权，以及之后的劳动者共决权的争议）。
催生出“典型雇佣关系”的三大要素，它们都跟雇佣劳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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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条件改善的前提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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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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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以及技术和市场组织的变化使得近年来的劳动（包含雇佣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零碎了。
在过去几年里，劳动的融合功能、社会组织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团结功能似乎都在减弱。
在全球通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市场原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侵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信息化和金融化趋势由此诞生。只有强势国家的有力干预才能缓解信息化和金融化引发的重大社会问题。
实际上，尤其是在民主时代，市场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遵循不同的逻辑，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市场行为的基础是分配不均的产权，国家行为的基础是平等的国家公民权。它们的运行方式也不同：市场需要交换，国家需要在争议中谋求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在市场行为中，金钱是最重要的手段；在国家行为中，权力是最重要的手段。市场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不断，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个人利益也能间接地惠及大众。跟市场行为相反，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让大众获得幸福，但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经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之后，实现大众福祉的政治目标才得到了确立和认可。十八世纪以来，尊重自由的宪法秩序赋予了市场和国家行为有限的独立性。宪法秩序使得政治权利的运用与法治和民主基础结合，而不是跟经济资源结合。宪法秩序也将产权和由此派生出的权利确立为基本权利，这样一来，不论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如何变化，政治–国家力量都难以干预产权。在立宪国家，政治权力和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资源界限分明：这是分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保障自由。
现实十分复杂。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政府都缺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但是，如果要限制早已实现了全球协作的金融资本主义，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就必不可少。
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再次说明，资本主义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能蓬勃发展——至少是暂时地。
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们需要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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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而市场需要的外部条件只能由政治手段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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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进程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脱离了数十年来既限制它的发展、也赋予它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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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开始干扰甚至破坏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令大众产生疑虑。
成功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干预能改善大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增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当今的资本主义影响力跨越国界、全球化程度日增，然而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跨国的、全球化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尚待解决。
五、分析与批评
当我们将知识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视为发展的动力时，我们必须明白，迄今为止，成效持久的工业化总要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此外，资本主义的原则也大大影响了知识的传播。
回顾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界限必须存在，资本主义不应该渗透到一切领域，社会、文化和国家都需要一些资本主义之外的支柱。民主政治以基本价值为追求目标，试图促进交流、建设社会，而资本主义的活力使它脱离民主政治和道德建设，于是两者的根本矛盾始终无法消解。
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关联性并不那么强，这一点不符合我们长期抱有的愿望和信念。资本主义并不为自己设立目标，人们可以让资本主义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服务。只要人们能够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制定相应的政策，经济就有可能向着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
资本主义的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对此，资本主义批判发挥着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