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斯·霍利斯 《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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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听从内心的召唤

• 在成年早期，或者说，在第一个成年期（12-40岁左右），我们的人格不过是对外界的反应的集合。我们还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我们学习的是身边大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被要求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到了第二个成年期，我们才有了一点闲暇和空余，自我才有了一些力量，可以琢磨着如何“成为我自己”。

  成为我自己，这是心灵发展的目标。在荣格看来，心灵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那便是求得圆满。对一个人来说，便是尽量实现完整性。一个前半生依赖性强的人，后半生需要学习自力更生；一个控制性强的人，后半生则需要学会顺其自然。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心灵就会轻轻敲击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毫无意识，心灵就会用板砖拍打我们。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保持有意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一直在积极地改变自我，在中年时期，内在压力的不断累积就会引发一场心灵的危机。危机是一种警告，危机也是一种召唤，召唤我们走向更广阔的旅程。正如本书作者詹姆斯·霍利斯所说：“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但愿每个人都能经历这场危机。除非你一直在经历调整和更新，否则，心灵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逼迫你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发展出那些被压抑的人格侧面，直到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此生短暂，请听从内心的召唤，活出圆满的生命。正如《多马福音》中所说：若将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能拯救你；若不把你内在的东西活出来，它们必将毁灭你。当然，这里的“毁灭”不是说让你真的死亡，而是说你辜负了自己的生命，你没有成为你自己。

序言

• 中年之路是一个重新界定和调整人格的机会，是介于首次成年的青春期和无可避免的老年及死亡之间的过渡阶段。那些清醒地穿越了这段旅程的人，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更多的意义。那些没有清醒穿越的人，无论他们在外部世界表现得多么成功，仍然是自己童年的“囚徒”。

• 深度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取决于他向内看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生活看作由他人造成的困境，看成一个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人格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荣格在一封1945年谈及个人成长的信中写道：

  （成长）的史书由三部分组成：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动力。心理学只在第一部分被人需要，而在第二、第三部分，道德力量将发挥主导作用。

临时的人格

童年创伤

• 对许多人而言，由于贫困、饥饿和各种虐待的影响，对世界的最初体验摧毁了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封装了自己的感觉、认知和情感，以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些人长大变成了反社会者和精神失常者，充斥于我们的监狱和街道。

• 未经审视的成年人格是由童年创伤引起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反射的集合，其主要目的是应对关于童年的机体记忆所体验到的痛苦。这种机体记忆也可以被称作内在小孩（the inner child），我们的各种神经症代表了无意识地进化出保护这个内在小孩的策略。（这里使用的“神经症”一词不是临床意义上的，而是泛指我们的天性与文化适应之间的裂缝。）

• 这些创伤，以及内在小孩所采取的各种无意识反应，成为成年人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儿童无法形成自由表达的人格；相反，童年经历塑造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由于童年的创伤，成年人格与其说是一系列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早期经历和生活创伤的反射性反应。

个人情结

• 希腊悲剧的解放性力量在于，英雄通过苦难获得了智慧，也就是说，内在真实（性格）和外在真实（神灵或命运）之间的关系得到修正。只有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主情结的作用，以及我们的本性与现实选择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我们的生活才会沦为悲剧。

  大多数中年危机都是由这种分裂的痛苦所引发的。内在的自我感和后天的人格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以至于产生的痛苦无法再被抑制或补偿。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代偿失调”（decompensation）。一个人继续使用旧的态度和策略行事，但它们已不再有效。事实上，中年痛苦的症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深藏于后天人格背后的本能自我，而且代表了迎接新生的强烈要求。

• 中年之路代表了一种内在的召唤，召唤我们从临时的人格走向真正的成年，从虚假的自我走向真实的自我。

中年之路的出现

• 在当今时代之前，人们很少被告知要自我实现，也不知道自我作为神秘且独特的存在，其价值观可能不同于亲朋好友。即使是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异端的观念。但现代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心理力量已经从传统组织向个人急剧转移。现代世界的意义已经从王权和宗教转移至个人身上，这比任何一个变化都重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精神能量，并让现代人处于孤立的状态。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观察到的，我们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重生”。

  不管是好是坏，精神引力已经从社会体制转向了个人选择。如今中年之路的存在，不仅因为人们活得够长，还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宰。

内在压力与预警

• 荣格观察到，神经症“最终必须被理解为灵魂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说痛苦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意义。

• 我们必须找到内心冲突的意义，找到中年之路上必然的人格碰撞的意义。在这种命中注定的碰撞中，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中，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被邀请重获自己的生命，更加清醒地生活，并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 中年之路与其说是一个时间事件，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体验。希腊语中代表“时间”的两个词——chronos和kairos——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chronos是指连续的线性时间，kairos则是指深度上的时间。

• 当我们不得不重新询问关于意义的问题时，中年之路便被开启了；这个问题曾经萦绕在孩子的脑海里，但逐渐被岁月抹平了。当我们踏上中年之路时，会被要求面对以前遮掩的那些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再次袭来，人们再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除了我的过往以及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究竟是谁？”

• 这些宏大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忘记了它们，就会受限于社会环境，落入平庸，最后陷入绝望。如果我们“有幸”承受了足够多的痛苦，就会进入一种“勉强的”意识状态，那些问题将再次回到脑海。如果我们足够勇敢，足够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穿越痛苦，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充满疏忽大意、羞怯、压抑和错误的假设，而且总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步前进、犯下错误甚至碰壁，那么他可能会一直是个孩子。从后半生的角度来回顾生活，我们需要理解和原谅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罪过；但如果在后半生还不够清醒，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 童年的特点是魔法思维。儿童的自我还没经过战斗考验，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客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的愿望世界常常混淆不清。愿望当然可以实现，只是多少的问题。它们代表了儿童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这样的思维是膨胀的和妄想的，但在儿童身上却是完全健康和美妙的。

• 经过青春期的痛苦和困惑，儿童的魔法思维被磨平了些许棱角。然而，未经考验的自我依然存在，并表现出人们现在所谓的英雄思维，其特点是更强的现实主义，但仍然充满相当大的期望，把辉煌成就的幻想投射于未来。

• 当童年的魔法思维和青春期的英雄思维，与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格格不入时，他就踏上了中年之路。那些35岁以上的人遭遇了大量的失望和心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青春期的暗恋破灭。任何一个中年人都见证了投射、希望和期待的坍塌，并体验到天赋、智力以及勇气本身的限制。

  因此，中年之路的思维特征，可以通俗地被称为现实主义。现实思维给了我们洞察力。希腊悲剧表明，主人公最后可能会更加富有，但却会走向毁灭，因为他或她回到了与诸神的正常关系中。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并非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傻瓜，因为他不知道爱为何物。他对奉承的需求蒙蔽了他；他得到了荣华富贵，但付出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代价。

  因此，生活召唤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年轻时的狂妄和膨胀，并教导我们区分希望、知识和智慧。希望通常基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之谈；而智慧总是使人谦卑，永不膨胀。例如，苏格拉底的智慧就是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的“一无所知”远胜过古往今来智者或学者的“确信”）。

• 中年的现实思维有其必要的目标，那就是恢复平衡，使人与宇宙之间重新建立谦卑而有尊严的关系。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的中年之路是何时开启的。它就像一个想法，脑子里的一句话，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完整（无缺），只有各个部分。”他的心灵在向自己宣布，年轻时膨胀的期望是实现不了的。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失败，但有人却会被触动并提出下一个问题：“那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身份变化

• 如果有机会度过完整的一生，人们会经历一系列不同的身份。通过稳定的生活来应对存在性焦虑，这是自我（the ego）的自然计划。但是，生命的本质显然会预设并要求改变。大约每七到十年，一个人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层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 尽管自我傲慢地认为它掌管着生命，其愿景将持续多年不变，但显然有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过程，它将带来反复的死亡与重生。承认变化的必然性并与之相伴，是一种美妙且必要的智慧，只是自我有时会拼命保全已完成的东西。

• 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约瑟夫·坎贝尔以及其他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化已经遗失了神话的地图，而这一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中定位自己。如果没有神灵的部落愿景，没有共享的精神网络，现代人就会在没有指导、没有榜样和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漂流到各个人生阶段。因此，中年之路——它呼唤死后重生——往往是在恐惧和孤立中经历的，因为没有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也没有来自同样漂泊不定的同龄人的帮助。

• 尽管进入成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传统的过渡仪式通常包括六个阶段。简单来说，它们是：（1）与父母分离，通常经过仪式性的绑架来实现；（2）“死亡”，童年的依赖性被“杀死”；（3）重生，无论是否成熟，个体会被赋予新的生命；（4）教导，告诉这个“新人”关于部落的原始神话，给予他精神上的定位，告诉他这个部落的特权和责任，以及有关狩猎、育儿等知识——这些是成年生活所必需的；（5）磨难，最常见的是进一步分离，以便“新人”了解到自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来应对外界的任务；（6）回归，一个人带着扮演成熟角色所需要的知识、神话基础和内在力量，重新进入这个社群。通常情况下，“新人”甚至会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以适应这种彻底的转变。

  成年仪式希望实现的是：与父母分离；传递部落的神圣历史，以提供精神根基；为成年生活的责任做准备。在现在的文化中，显然缺少进入成年的有意义的过渡仪式，因此许多年轻人延伸了他们的依赖性。我们的文化如今如此多样化，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神话根基，只能传递20世纪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的信仰，外加一些计算机技能，而这一切都无法提供救赎，无法提供与大地及其伟大律动的联系，也无法为我们的旅程提供深度和意义。

•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青春期。但是，没有传统的过渡仪式，年轻人会面临精神上的困惑和自我的不稳定。新生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受到同龄人和流行文化的影响，而这两者皆由其他困惑的青少年组成。（在北美，许多治疗师认为，青春期大致从12岁延伸到28岁。在当了26年的教授后，我得出结论：大学的主要文化作用是充当一个容器，让年轻人充分巩固自我，以便更实质性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事实上，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厌恶大部分都转移给了他们的母校。）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自我，年轻人由此获得足够的力量离开父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为生存和实现欲望而奋斗。这个人必须对世界说：“雇用我！嫁给我！相信我！”然后证明自己的价值。有时，一个人到了中年，仍然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摆脱依赖，走向世界。有人可能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人可能缺乏必要的个人力量和自我价值来建立一段关系，还有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完成工作任务。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可能在线性时间上到达了中年，但他们在深度时间上仍然处于童年。

• 父母情结和社会角色的权威，足够吸引一个探索现实世界的人的投射。如前所述，自性——每个人内心召唤回归自身的神秘过程——经常通过症状来表达自己，如精力减退、抑郁、突然发怒或过度消费，但投射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可能将旅程中更大的问题束之高阁。这是多么可怕啊，当投射消失后，这个人再也无法避免自性的暴动。然后，人们必须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失去了控制。实际上，自我从来就不在控制之中，而是被父母和集体情结的能量所驱动，被投射的力量所支撑——这些投射指向文化为即将成年的人提供的角色。只要这些角色具有规范的力量，只要这些投射起作用，个体就成功阻止了与内在自性的约定。

• 第三个阶段即第二个成年期，是在一个人的投射消解后启动的。背叛感、期望落空、空虚感和丧失意义，伴随着投射的消解而出现，形成了中年危机。然而，正是在这个危机中，一个人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超越父母、父母情结和文化制约的决定论。可悲的是，心灵的退行力量，以及对权威的依赖，往往使一个人受制于这些情结，从而冻结了发展。

• 只有当临时身份被抛弃、虚假的自我死亡，第二个成年期才可能开启。这种丧失带来的痛苦可能会被后来的新生活所补偿，但身处中年之路的人们，可能只会感觉到死亡。

• 第一个成年期“死亡”带来的好消息是，人们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还有第二次机会，可以重获遗留在童年纯真时刻的东西。在与“死亡”的交锋中，我们了解到，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的尊严和深度恰恰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海德格尔对我们本体论处境的定义并非病态，而是承认了天性的目的论过程，承认了生与死的辩证。

• 另一种看待这些身份变化的方法，是对它们的不同轴心（axes）进行分类。在第一个身份中，也就是童年，运作的轴心是亲子关系。在第一个成年期，轴心位于自我和世界之间。自我，即一个人的意识存在，努力将自身投射到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片天地。童年期的依赖已被驱赶到无意识中，或者投射到各种角色上，个体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外部世界。在第二个成年期，即中年之路的途中以及之后，轴心连接着自我和自性。自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无所不知，并操纵着一切。当它的“霸权”被推翻之后，转而谦卑的自我便开始与自性对话。自性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有机体的目的论过程。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奥秘，但它的展开会提供一幅壮阔的景象，超出我们短暂一生通常所能体现的。

撤回投射

• 荣格观察到，孩子必须承受的最大负担就是父母未曾拥有的生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已经见怪不怪，但父母甚至潜藏着对孩子成功的嫉妒。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公开的和隐蔽的——轰炸着孩子。这个孩子将承受父母的愤怒和伤害，并遭受各种各样的操纵和胁迫。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期望这个孩子能让我们开心，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 如果我们意识到，父母情结作为个体成长之路上的障碍有多么难对付，就会知道，那些青少年拒绝成为父母的延伸是正确的。然而，为人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生活摩擦之间的落差，给中年之路上的人们带来了更深一层痛苦。只有当我们想起自己希望父母知道的事情，即孩子只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走向他或她自己生命的奥秘，这种失望才会有所减轻。当中年父母能够接受这一点时，教养的矛盾心理才会得到恰当的视角。

• 一个人的职业，就像婚姻和教养一样，成为以下投射的主要载体：（1）身份的投射，人们通过对专业知识的明确掌握来确认身份；（2）滋养的投射，一个人将被富有成效的工作所滋养；（3）超然性的投射，一个人通过接连不断的成就来克服精神上的渺小。当这些投射被消解，当一个人对使用自己精力的不满已无处安放时，他或她就踏上了中年之路。

• 通常人到中年时，父母的能力在衰退，或者已经离开人世。即使与父母的关系疏远或有隔阂，父母仍然象征性地存在，提供了一个无形的精神屏障。只要父母的形象还存在，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抵御不可知且危险的世界。当这个缓冲被移除时，人们常常会感受到一丝存在性焦虑。

• 在《荣格心理学中的投射和重新聚集》（Projection and Re-Collection in Jungian Psychology）一书中，玛丽-路易斯·冯·弗朗茨（Marie-Louise von Franz）指出了投射的五个阶段。第一，人们确信内在经验（无意识的）就是外在现实。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被投射形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人在爱情中冷静下来）。第三，人们被要求承认这种差异。第四，人们被迫得出结论，自己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错了。第五，人们必须在自己内心寻找投射能量的来源。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探索投射的意义，总是涉及寻求更深的自我了解。

• 投射受到侵蚀，它们所代表的希望和期待被撤回，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是自我认知的必要前提。只有知道外界不会拯救自己，我们才会想办法自我拯救。对于每一个充满恐惧、在成人世界中寻求拯救的内在小孩，都将有一个潜在的成年人为其承担起责任。人们若使投射的内容意识化，便朝着摆脱童年迈出了一大步。

身体和时间感的变化

• 年轻人总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身体在那儿提供服务，在需要之时被大加利用，总是会自我修复。但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转变在发生，超出个人的意志。身体变成了敌人，变成了我们塑造自我的英雄剧中的对手。心中的希望依然如故，但身体却不再如往常般做出回应。正如诗人叶芝所感叹的：“把我的心烧尽；它思欲成病/捆绑在一个垂死的肉身上。”曾经是自我的谦卑仆人，如今变成了一个乖戾的对手；人们感受到肉体的沉重负担。无论精神多么希望翱翔，哲人怀特海所谓的“身体的共与性”（the withness of the body）都会将人唤回大地。

希望的减退

• 中年期望的第二大坍塌便是遭遇关系的局限性。那个会满足我们的需求，照顾我们，永远陪伴我们左右的“亲密他人”，现在将被视为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自己一样，也有需求，并将同样的期望投射到我们身上。婚姻往往在中年时散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童年的巨大希望被强加在两个人之间的脆弱结构上。其他人不会也无法满足那个内在小孩的夸大需要，因此我们感受到了遗弃和背叛。

• 投射体现了我们内心未被认领或未知的东西。生活自会消解我们的投射；一个人必须在失望和惆怅中，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责任。没有外人能拯救我们，照顾我们，治愈我们的伤痛。但我们内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一个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人，准备并愿意成为我们永久的伙伴。只有当我们承认童年的期望已破灭，并接受为自己寻找意义的直接责任时，第二个成年期才会开始。

• 认识到童年不能重来，历史不能逆转，没有人能神奇地填补内心的空洞，这肯定令人痛苦，但随后便开启了可能的治愈之路。最困难的是，相信自己的心灵足以疗愈自己。人们迟早必须信任自己内在的资源，否则就会继续徒劳地追求童年的幻想。放弃那些不朽的、完美的和夸大的幻想，会暂时伤害一个人的精神和关系。然而，在与自我和他人疏离的体验中，会出现一种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博大。

神经症体验

• 如果我们理解了情绪的背景，就不存在所谓的疯狂。情绪不是我们选择的；相反，是情绪选择了我们，它有着自身的逻辑。

• 在中年之路上，当大量的情绪冲破自我的边界时，我们常常把象征性地受伤害或被忽视的东西具体化。例如，有个男人与女秘书私奔了，他很害怕自己内心的女性特质枯萎并永远消失。由于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把内在缺失的女性特质投射到了外在的女人身上。再如，有个女人患了抑郁症，她将自己内心对不受欢迎的愤怒，全部转向身边至近至亲的人。尽管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疯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只是在现实情况无法适应内心发展时，对困扰自己的巨大需求和情绪做出了回应。

• 由于他的新身份与公认的模子不一致，他便被认为“疯了”，他的“新意识”被药物所治疗。我们可以像华兹华斯评价布莱克（Blake）那样评价他：“有人认为这个人疯了，但我更喜欢这个人的疯狂，而不是其他人的理智。”

• 后天获得的自我感及其附带的策略和投射，与埋藏在个人历史之下的自性要求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这种体验众所周知，因为所有人都感到了与自己的疏离。苏格兰医生卡伦（Cullen）在18世纪晚期创造了“神经症”一词，表明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现在，神经症或所谓的精神失常，实际上与神经学（neurology）并无任何关系。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描述内心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抗议。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因为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分裂。神经症的症状性抗议，表现为抑郁、药物滥用或破坏性行为，会被人们尽可能地否认。但症状会重新聚集能量，并开始自主运作，脱离自我的意志。我们要求症状消失，就像告诉节食的人不要饿着一样徒劳无功。症状，即使适得其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人们渴望表达的东西。

• 治疗师还知道，中年的神经症体验，若是可以面对，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转变机会。正如荣格所断言的：“神经症的暴发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般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它通常是要求新的心理调整、新的适应的时刻。”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灵组织了这场危机，制造了这种痛苦，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改变必须发生。

• 对那些遭受巨大痛苦、身处灵魂暗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他们的痛苦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如上述梦中那个陌生人所说。不过，在痛苦中也许可以找到前进的道路。因为生命不是一种疾病，死亡也不是一种惩罚，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治愈。但确实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更有意义、更丰富的生活。

内在的转变

• 未获得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会困扰并阻碍个体后半生的发展。要为第二个成年期做准备，不仅需要与父母保持地理上的分离，我们还必须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就够了，而是说我们要感受到任务的挑战，并在完成任务时感到满足。

• 我们还需要更成熟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在不可避免的关系摩擦中，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与另一个人达成妥协，意味着这个人无法达成自己的精神现实。此外，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还应该参与到外部世界中去。每个人都想过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偶尔的撤退无疑有助于灵魂的恢复，但如果总是逃避，只会阻碍自我同一性的进一步发展。

• 生活会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长大，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长大确实是中年之路上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意味着最终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面对自己的依赖、情结和恐惧。它要求我们不再因自己的命运而责备他人，并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精神健康承担全部责任。我的分析师曾经对我说：“你必须把你的恐惧提上议程。”这听起来令人害怕，但我知道他是对的。这个议程要求我负起责任，要求我全力以赴。

人格面具与阴影的对话

• 一旦认同了自己的人格面具，即社会化的自我，当我们从外部世界中抽身而出，面对自己内在的现实时，必然会承受焦虑。因此，中年之路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改变我们与人格面具的关系。

  由于前半生总是在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我们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内在现实。而我们的阴影，代表着一切被压抑或未被承认的东西。

  阴影包含了所有至关重要但也存在问题的愤怒和性欲；当然，也包含了欢乐、自发性和未点燃的创造火花。弗洛伊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经症是文明的代价。文明社会的要求，从一个人诞生的家庭开始，就将心灵的内容分裂，将我们的阴影拉长。阴影代表了社会价值的利益对人类天性造成的伤害。因此，面对阴影以及对它的整合，可以治愈神经症的分裂，使人得到成长。

•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代表着对自然冲动的约束，因此，愤怒的日积月累是可以预料的。但是，那些与自然冲动相关的能量去哪里了？通常，它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野心，促使我们使用麻醉品来减弱其强度，或者导致我们虐待自己或他人。如果一个人被教导发怒是一种罪恶或道德败坏，那么他就会远离这种真实的体验。但如果愤怒得到了承认和引导，它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巨大动力。此后，人们就会拒绝非本真的生活。我们花了一辈子投资人格面具，愤怒的阴影当然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自由地感受真实的自己，是治愈内心分裂的必要步骤。

• 我们缺乏来自父母的充分肯定，缺乏父母拥抱生活所树立的榜样；我们内化了这种忽视，内化了阻止我们发挥潜力的禁令。人到中年，允许自己按照真实内心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人终有一死，时间有限，没有人能将我们从生活的重担中解救出来，这些事实将促使我们更充分地做自己。

• 整合阴影，活出未实现的人生（the unlived life），关键是明白这一需求源于自性，它既不希望进一步地压抑，也不希望无节制地行动。整合阴影不仅要求我们在社会中负责任地生活，还要求我们更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们通过人格面具的失效了解到，过去我们过着临时的生活。整合内心的真实，不管是让人快乐还是不快乐的，对于带来新的生活和意义的重建都是必要之举。

亲密关系问题

• 现代文化通常认为婚姻和爱情是同义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婚姻都只是维护和传递价值观、种族意识、宗教传统和权力的工具。被安排的婚姻比那些基于爱情的婚姻有更好的历史记录，而爱情是最难以捉摸的感情状态。类似地，只要死亡或命运不加干涉，基于相互依赖的婚姻也会维持得很好。事实上，根据各种说法来看，基于生活需要的婚姻比基于爱情和相互投射的婚姻更有可能长久。

• 如果把音乐排行榜前40首歌曲串烧起来，大概是这样的：“我一直过着悲惨的日子，直到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所有的事物焕然一新，我们站在了世界之顶；有一天你变了心，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你离我而去，现在我过着悲惨的日子，永远不会再爱了，直到下一次遇见。”这些流行歌曲千篇一律，不同的只是歌手的性别和是否有吉他伴奏。

• 亲密关系的真相是，它永远不会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更好。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不仅决定了对“亲密他人”的选择，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事实上，每一段亲密关系都在暗地里透露出我们的本性。因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体现，没有任何关系会好过我们与自身无意识的关系。

• 要想拥有一段成熟的亲密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坦言：“没有人能给我我最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可以。但我会赞美这段关系所切实提供的，并为之真心付出。”亲密关系通常提供最多的是陪伴、相互尊重和支持，以及辩证的对立面。一个用亲密关系来支撑脆弱自我的年轻人，不可能满足成熟关系对勇气和纪律的要求。从前他需要肯定和认同，现在他必须接受差异和不同；从前他想要简单的合而为一的爱，现在他必须学习如何爱上差异性。

• 真正的亲密关系源于一种有意识的愿望，想要与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旅程，通过对话、性和关心的桥梁，走向生命的奥秘。尼采曾经指出，婚姻是一场交谈，一场伟大的对话。

• 双方越早把个体化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的理由，这段关系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

• 分享自己的挫败、恐惧和希望，才是真正的亲密；但很少有夫妻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们结婚多久。性爱是夫妻间的桥梁，孩子是两人之间的纽带，但真正的如胶似漆是两个人感同身受。

• 除非我们能切身体会另一半的感受，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爱上对方的特性。也许爱实际上是一种想象他人经验的能力，这种想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我们能肯定对方的存在。真正的对话有助于这种想象，也是自恋偏执的解毒剂。我曾听到有人质疑：关注个人成长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自恋？只要一个人决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并把同样的权利赋予他人，这就不是一种自恋。

• 罗伯特·霍普克在《男人的梦境，男人的治愈》一书中指出，男人大概需要一年的心理治疗，才能够内化并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才能达到女人通常开始治疗时的状态。

• 个性不是由上帝赐予的；个性是通过每天与怀疑和反对的魔鬼抗争而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做，等待我们的将是抑郁和绝望。

• 鼓起勇气，重新定义自己，重视亲密关系，但不被关系所限制，这是中年女性的一项任务。

中年外遇

• 无意识的力量有时比逻辑、传统和法律更要求尊重。

• 中年外遇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会将人拉回到成年早期的黄金时光。

• 男人追逐年轻的女性，反映了他们不成熟的阿尼玛；女人仰慕有地位或年长的男性，是对她们自身阿尼姆斯发展不足的补偿。难怪外遇具有这么大的“神圣性”。它实际上拥抱了一个人失落的灵魂。然而，外遇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悲伤和丧失。睿智的心理治疗师梅·罗姆（Mae Rohm）曾说过：“你所得到的麻烦不值得你这样做。”但是，你试着把这话告诉一个正发生外遇的人，试着告诉一个被配偶外遇所伤害的人，他们才不会相信。

• 我知道一些所谓的开放式婚姻，有些是由极度清醒的人经营的，最后全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不管协议是多么理性，人总是有情感的。即使在最理性的契约中，也会存在嫉妒、渴望和竞争。因此，如果多面体的比喻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其中几个面与某个人匹配。诚然，这为结交不同的朋友提供了理由，但这只有在不涉及爱情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 中年外遇的意义是迫使我们回到过去，拾起自己成长过程中落下的东西。由于未被发展的东西在意识之下躁动，所以它仍然是未知的。在无意识的神秘扫描中，这些未被发展的东西被投射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身上。我们寻求的是完整，是完成。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有什么可惊讶的？但是，你试着把这些解释给一个坠入爱河的人听！外遇会继续下去，因为浩瀚的未知依然存在。是的，外遇中的第三者也有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绝妙人选，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如果他或她没有一些这样的特质，那么投射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如果这种新的关系能够幸存下来，那么我们有可能整合了第一个成年期缺失的东西。我们可能非常幸运，也可能会大失所望。

• 事实上，一个人跟伴侣说的话要比跟一个相对陌生的人说的话多。只是婚姻中的对话已经被压抑、重复和失望所包裹，以至于我们放弃了在伴侣的平凡中遇见“他者”的希望。此外，外遇中的神秘“他者”无疑吸引了我们的多面体自我中未发展部分的投射。当一个人与自己灵魂的倒影相遇时，会有一种“上天安排”的感觉，这时，婚姻几乎是没有胜算的。因此，夫妻双方必须有强大的意志力，从外遇中抽身出来，把那些失去的时光，那些未曾尝试的对话，带回到最初的伴侣关系中。

  我见过太多的人，只有到了治疗室或离婚法庭上，才开始真正分享感受、愿望和从前的伤痛。与其说婚姻失败了，不如说从未真正尝试过。如果像尼采所说，婚姻是一场伟大的对话，那么大多数婚姻都不合格。很少有人真正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另一半诉说自己的心事。人们一起生活、生儿育女、共同养家，却从未真正理解伴侣的神秘性。这样的局面令人感到无比悲伤。

• 只有婚姻中的个体改变了，真正的新生才会开始。在关系发生转变之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个体。一段婚姻不会比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更好。

• 爱上另一半的特性是一件非凡的事，因为一个人由此进入了关系的真正奥秘，在这个奥秘中，一个人被带到了第三个空间——不是你加我，而是我们，是超越彼此的共同体。

父母情结的影响

• 也许在中年，没有什么任务比摆脱父母情结更重要了；原因很简单，父母情结强烈地影响了前面提到的虚假自我，即在第一个成年期形成的临时人格。除非我们意识到第一个成年期的特征是反应性而不是生成性的，否则我们并不会真正成为自己。

• 人到中年，找到自己的权威是当务之急；否则，后半生仍被童年的变化无常所支配。我们依靠怎样的权威（规范性价值观）来生活？是谁在命令我？大多数成年人都花费很多时间来“检查”（checking in），因此，一个人必须努力抓住内心所有的对白，并使之意识化。一个人要向头脑中无形的存在咨询或请求允许多少次？内心的对话比人们想象的更根深蒂固、更隐蔽。那个“检查”的“我”是谁？“发号施令”的又是谁？这些内在的权威，很可能是母亲、父亲或他们的代理人。

  这种“检查”的反射性质令人震惊。只有当一个人因某个决定或冲突感到苦恼时，才会注意到它，进而与之对抗。

  如果一个人能够停下来，扪心自问：“此刻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那么，他就不是在反射模式中，而是活在当下。“检查”的潜在本质是一个人生活在过去。

• 罪疚感和被社群排斥的威胁，对个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 如果没有能力活在当下，做一个自我定义的成年人，那么一个人就仍是过去的囚徒，与自己的本性和成年人格相去甚远。意识到这种不真实性，起初会令人沮丧，但最终会让人解脱。承认内心对外界权威（投射到了伴侣、老板、教会或国家身上）的依赖，是多么令人羞愧。即使在今天，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常常显得可怕。正如一位分析家最近说道：“我曾被告知，考虑自己就是自私。直至今天，当我提到‘我自己’或使用‘自我’这个词时，我仍然感到内疚。”

• 父母是充满爱心地养育和保护子女，还是不恰当地借由孩子来生活，两者之间似乎只有一线之隔。正如荣格所指出的，孩子最大的负担就是父母未曾实现的生活。例如，当父母的生活被焦虑所阻碍时，孩子会发现自己也很难克服阻碍，甚至可能会无意识地忠于父母的发展水平。但是，过着自己生活的父母就不会无意识地嫉妒，也不会将期望和约束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越个体化，孩子就越自由。

• 为自己没有成为完美父母而感到内疚，或者试图保护孩子免受生活的考验，这对孩子都没有好处。渴望控制孩子，让孩子活出我们未竟的人生，让孩子复制我们的价值体系，这些都不是爱；这是自恋，它阻碍了孩子的人生旅程。一个人个体化已经很难了，为什么他还要承担我们的需求？在中年之路上对孩子放手，不仅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它为我们进一步的个人发展释放了能量。

• 自然，父母往往也是“不完整”的父母的孩子，只能示范和传递自己有限的经验。因此，受伤的、残缺的灵魂遗产代代相传。孩子的两大需求是养育和赋权。养育意味着这个世界为我们服务，与我们达成妥协，在身体和情感上支持和喂养我们。赋权意味着使我们能够迎接生活的挑战，并为自己渴望的东西而奋斗。虽然父亲或母亲都可以提供养育和赋权，但在原型上，养育与女性原则有关，赋权与男性原则有关。

• 情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会渗透到现在，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感受到被滋养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养育他人的能力；我们感受到被赋权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过自己生活的能力。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冒险建立关系，乃至想象它是支持性的而不是伤害性的，这是我们和父母情结的有意识对话的直接结果。

• 自然，要实现我们内心在原型上没有被激活的东西非常困难。但没有巨大的风险，任何事都难以完成；因为我们必须冒险进入一个充满恐惧的未知世界。如果我经历过父母的背叛，就会发现很难去相信别人，因此也更难冒险建立关系。我可能会害怕异性。我可能会破坏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从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我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我就会害怕失败、避免成功，让自己陷入一个不断逃避生活任务的循环中。即便我觉得脚下无路可走，仍然必须步步向前，一步一个脚印，直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不辨别这些重要信息的来源，不辨别它们源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我们的任务是更充分地生活，如果没有来自早年的明显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便不会实现。荣格曾经说过，除非我们能够将父母视为其他成年人，否则我们无法长大；父母在我们的生命中肯定是特别的，也许还曾受过伤，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那些踏上或没踏上自己心灵旅程的人。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旅程，这足以让我们超越个人历史，发挥全部的潜能。

职业世界：工作与使命

• 弗洛伊德认为，工作是健康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什么样的工作才算呢？工作和使命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工作是我们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使命（vocatus）则是我们被召唤用生命能量去做的事情。感受到创造力是个体化的必要部分，而不回应召唤则会损害我们的灵魂。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选择使命，而是使命选择了我们。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如何回应它。使命可能与挣钱毫无关系。有人可能被召唤去栽培其他人。在不提倡艺术的时代，有人可能被召唤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遭遇忽视，甚至被拒绝，但仍然坚持不懈。

• 今天，我们活得更久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从事多种职业，每份职业都激活了多面体自我的一个方面。

• 有些人能够把工作和使命结合起来，尽管他们可能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强烈的使命甚至要求牺牲自我的欲望。但对使命来说，我们无法提出要求，只能对其臣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俯首称臣”。自我并不主宰生活，它所知甚少。正是自性的神秘，令人惊讶地指引我们变得完整；而我们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在生命旅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牺牲自我以及它对物质享受和安全感的需求，无疑令人痛苦，但这种痛苦远不及我们回顾生活时对于没有回应召唤的后悔。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地成为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实现的方法。评判我们的标准，不仅有内心是否善良，还有我们是否勇敢。放弃奋力争取的安全感也许令人恐惧，但它根本比不上否认我们自身使命带来的恐惧。灵魂有它自己的需要，工资和福利并不能满足它。

劣势功能的显现

• 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催生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因此，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根据能力和资质被分组，并被引向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我们在专业化上走得越远，人格受到的损害就越大，灵魂也就越迟钝。在商业和专业培训的重压下，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因此，我们逐渐被狭隘的学术背景所束缚。荣格对神经症最简单的定义是“自我分裂”，即人格的片面性。这一定义将涵盖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因为之前讨论过的后天人格的反应性，也因为西方社会教育过程的本质。我们接受的训练越多，人格就越狭隘。

• 优势功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更好，仅仅意味着更发达和更多地被利用。劣势功能是指人们最少求助的处理现实的模式，也是让一个人感觉最不舒服的模式。

• 在中年之路上，心灵中不太发达的部分会要求得到关注。

• 荣格的类型学理论不仅仅是另一种将人归类的方式。类型学的知识主要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帮助。首先，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最大原因是他们根据不同的类型导向而行动。

• 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应该去问：“我期待这个人替我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内在小孩的情感议程，也适用于类型学的问题。认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意义远甚于分清谁割草、谁管账等琐事。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能为另一半的特性喝彩。

阴影入侵

• 我们所有的反常行为都代表着对更多生机和新生的盲目追寻，尽管它们的后果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就能分辨自己的自私、依赖、恐惧、嫉妒，甚至是破坏力。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但比我们光鲜的人格面具更加丰满，更有人情味。人类最睿智的话语之一出自拉丁语诗人泰伦斯（Terence）之口：“我是人类，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当我们把这句格言用在自己身上时，它是令人不快的。

• 阴影不应等同于邪恶，而应等同于被压抑的生命。正因如此，阴影蕴藏着丰富的潜能。意识到阴影，会让我们更有人情味，更有趣味。一个没有阴影的人是非常乏味和无趣的。愿意让我们最黑暗的冲动、被压抑的创造力浮出水面并得到承认，是整合它们的前提。负面的阴影内容，如暴露、欲望、生气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来，可能是破坏性的，但如果有意识地予以承认和引导，它们则可以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能量。

• 人到中年，有意识地与阴影相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管怎样都会隐秘地运作。我们必须审视自己嫉妒和讨厌别人什么，并承认那些只是自己的投射而已。这有助于防止我们因自己未做之事而责备或嫉妒他人。它鼓励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潜能只被挖掘了一小部分，而我们常常过于自鸣得意，对自我的成就过于自信。它还揭示了能量、创造力和个人发展的其他来源。通过与自身的阴影对话，我们可以消除对他人的敌意或嫉妒，而这些来源于我们的投射。过好自己的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个体化，而不是纠缠于别人的事务，每个人都会更加舒适。

• 如果生命的意义与意识和个人发展的范围直接相关，那么中年时期的阴影入侵就是必要的，并且具有潜在的治愈作用。我对自己了解得越多，就可以发挥更多的潜力，我的个性就会更加丰富，我的生命体验也会更加多彩。

文学案例研究

《浮士德》与《包法利夫人》

• 在歌德的笔下，梅菲斯特并不邪恶，而是体现了浮士德的阴影。“我是部分的一部分，部分原本是大全；我是黑暗的一部分，黑暗孕育了光明。”梅菲斯特将阴影描述为整体的一部分，它被忽视和压抑，却是最终带来整体的辩证所必需的。

• 这种肤浅的情节概括有点像一部以浮士德为反派的肥皂剧。的确，在引诱和毁灭玛格丽特的过程中，浮士德绝不是无辜的，但他的无意识程度和中年变化的意义才是我们的关注点。就此而言，故事揭示了一个人以牺牲他的阴影和阿尼玛为代价，发展了他的优势功能，即他的聪明才智。阿尼玛没有充分发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中年外遇经常表现的那样。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他人。浮士德并非不道德，但他在无意识中具有破坏性。

• 每个人都很难认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是内在的疗愈。在外面的世界里寻求安慰和满足要容易得多。

• 浮士德和契弗笔下的主人公都在中年时遭遇了抑郁和死亡恐惧；两个人都通过一个年轻女孩寻求阿尼玛的治愈。两个人都在受苦，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荣格所说，神经症是一种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痛苦。我们与中年的相会既包含痛苦，也包含对意义的追寻。然后，成长才成为可能。

《地下室手记》

• 这个地下室的人拒绝让自己变得可爱或者可原谅。他既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读者。他的自我分析读起来并不令人愉快，但他很有先见之明地称自己为第一个“反英雄”（antiheroes）。他的英雄在于他的反常，他的诚实使读者不得不自我反省。

• 卡夫卡曾写道，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一把斧子，可以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地下室手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些人仍然质疑它的文学价值，认为它主要是对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时代的控诉。但我们也可以把《地下室手记》看作一个人在中年时为了与自己相会而做出的努力。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马克·吐温，到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再到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文学作品中，与阴影相遇并不罕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我们进入了野兽的腹地。他描画出了人们竭力想要隐藏的劣等领域。然而，我们越努力压制和分离这硕大的阴影，它就越会在投射和危险的行为中显现，就像我们在浮士德和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的那样。

诗人与诗歌

• 记忆的作用是维持甚至喂养饥饿的灵魂。正因如此，我们在中年时期面对的生活的广漠、旅途的孤独，可能部分地被某段生命得到支撑和维持的记忆所调和。

• 一个人生活中的事实，比起我们如何记住它们，如何内化它们，如何被它们驱动，或者如何处理它们，本身倒没那么重要。

• 命运并不等同于宿命。命运代表了一个人的潜能，代表了内在的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命运邀请人们做选择。没有选择的命运无异于宿命。

个性化：荣格的当代神话

选择与决定

• 我们文化中隐含的假设，即通过物质主义、自恋或享乐主义可以获得幸福，显然已经破产。那些信奉这种价值观的人并不幸福，也不完整。

  我们需要的不是未经审视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神话，也就是一种价值结构，以符合我们本性的方式引导灵魂的能量。虽然从过去的废墟中寻找与我们对话的人物往往很有用，但要完全领会另一个时空的神话却不大可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神话。

• 痛苦会使人觉悟，而新的意识会带来新的生命。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人们必须首先承认，没有外人救援，没有父母来改善一切，也没有办法回到以前。自性通过使自我精疲力尽的策略来寻求成长。一个人曾经努力创造的自我结构，现在被证明微不足道、担惊受怕、毫无头绪。在中年时，自性迫使自我结构陷入危机，就是为了纠正航向。

• 外在的服从和内在的顺从都无法使人完整。事实上，一个人被反复地要求服务于外界，而且当冲突发生时，他仍要继续服务于原来的期望。再一次，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但代价是个体的牺牲。1939年，荣格在伦敦牧师心理学协会演讲时指出，我们被迫在外部意识和个人神经症之间做出选择，但只有个体化的道路才是可行的选择。这句话至今仍然正确。

个体化的意义

• 个体化的概念代表了荣格的当代神话，它是一组引导灵魂能量的意象。简单地说，个体化是每个人发展的要务，即在命运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成为完整的自己。再说一遍，除非有意识地面对命运，否则我们就会被命运束缚住。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本性与所获得的东西分开，把真实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感分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没有决定我是谁；我的选择才决定了我是谁。”如果我们不想成为命运的俘虏，就必须每天谨记这句格言。

•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有多自由或坚定，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像拥有自由一样去行动。这种行动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和目的，否则他只能继续做一个受害者。

• 荣格所指的对客体的认同，最初是一个人对现实与父母的认同，后来是对父母情结和社会制度的权威的认同。只要仍然在根本上认同外部客观世界，我们就会与自己的主观现实相疏远。当然，我们始终是社会性存在，但我们也是精神性存在，有自己的终极目标或神秘目的。在保持对外部关系忠诚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充分地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的分化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会越丰富。所以荣格认为，由于个体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分离的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集体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更强烈和更广泛的集体关系，而不是导致孤立。

• 个体化的悖论在于，我们为亲密关系服务的最佳方式是充分发展自己，不需要依赖他人。同样，我们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个体，为任何群体的健康发展提供辩证的一面。在社会这幅马赛克画面中，每一块碎片都因其独特的色彩而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我们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有最充实的自我时，我们对社会是最有用的。荣格再次说道：

  个体化使人脱离了从众性，因此也脱离了集体性。这是个体化的人留给世界的罪过，这是他必须努力弥补的罪过。他必须提供赎金来代替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一种价值，来替代他在集体的个人领域的缺席。

  因此，对个体化的关注并不是自恋；它是服务社会和支持他人个体化的最佳方式。那些与自己和他人疏离的人，那些饱受痛苦又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人，都不会为这个世界提供服务。个体化作为一组引导性的意象，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为人类服务，而人类又贡献于文化。荣格写道：“目标仅仅作为信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通往目标的‘伟业’，它才是终生的目标。”

航海与孤独

从孤独到独处

• 一个人对他与自性的关系没有敏锐的认识，就无法面对或疗愈自己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处，即一种完全面对自己的精神状态。

消化分离的创伤

• 童年的创伤越大，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就越是幼稚。我们很难了解真实的自己，并以之为基准来行事。冒着孤独的风险来实现与自己合一，我们称之为独处；如果一个人要在中年之路上幸存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

直面恐惧的仪式

• 当我们孤单一人而不感到孤独时，我们就抵达了独处的境界。

• 在每天的某些时候，冒险彻底地面对自己，遵循一种安静的仪式，远离内外纷扰的交通，这是颇有好处的。当寂静开始言语时，一个人就获得了自己的陪伴，从孤独走向了独处，这是个体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联系失落的孩子

• 中年时期最具腐蚀性的经历之一是例行公事带来的徒劳感和无趣感。而且，坦率地说，我们携带的自由小孩（the free child）在办公室里很少受到欢迎，甚至在婚姻中也不受欢迎。

• 到了中年，人们最终必须问内在小孩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构过程中，我们遗忘了对世界的自然喜好，以及与之相伴的许多天赋、兴趣和热情。在工作和亲密关系中，我们都因专业化而得到奖励。当被遗忘的天赋浮现并被使用时，它就会带来疗愈。鉴于自性万花筒般的特性，存活下来的只会是几个方面。这种不完整是存在主义悲剧的一部分，但如果存活下来得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

激情的生活

• 任何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人都知道创作是多么艰苦的工作，痛苦如何不可避免，但进展和完成的感觉又如何令人欣喜。

• 当一个人面对真正的创造力、大胆的想象力时，他就不能假装无意识。类似地，这个人会被伟大的灵魂、大胆的行动所召唤。寻找并追随我们的激情—那些深深地触动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又适宜的激情—有助于激发我们内心的潜力，实现个体化。与使命一样，自我对其并没有发言权；它只能逃避或表示同意。“并非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当旧的生活变得陈腐时，热情洋溢的生活能使人焕然一新。充满激情地生活，是热爱生活的唯一途径。

灵魂的沼泽地

• 心灵有一种目的性，超出了意识的控制能力，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历这些状态，并找到它们的意义。例如，悲伤让我们有机会承认所经历过的事物的价值。因为已经经历过，所以不会完全失去，它被保存在骨子里和记忆中，服务和指导未来的生活。或者以怀疑为例。需求被称为发明之母，但其实怀疑才是。怀疑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但怀疑始终是开放的。人类理解上的所有重大进步都来自怀疑。即使是抑郁，也传递了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已经被“压抑”了。

  我们不是要逃离沼泽地，而是要涉足其中，看看有什么新生命在等待着我们。每一片沼泽区域都代表一股心灵之流，如果我们足够勇敢去驾驭它，就可以发现它的意义。当中年之路上的船只陷入沼泽时，我们必须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心灵在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直面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与之对话需要勇气。但这就是个人完整性的关键所在。在灵魂的沼泽地里，蕴含着意义和扩大意识的召唤。接受这个挑战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掌握船舵。当我们这样做时，恐惧就会被意义、尊严和目的所补偿。

伟大的辩证

• 自性通过许多提示表现出它更大的目的性。无论是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还是想象上的，这些提示都是我们需要回归正轨的表达。

• 也许参与内心对话的最有用的技术是分析梦境。我们生活在一种日益蔑视内心生活的文化中，因此看不到梦境所蕴含的价值。但是，心灵通过梦中的意象说话，这些意象对自我来说可能怪异，但它们体现了自性的能量和目的论。当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意象的意义时，就获得了难以置信的丰富智慧，这种智慧在任何书籍或制度中都找不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别人的。如果我们能够追随并理解一些梦境，就能更好地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正确的，真正的本性要求我们做什么。除了深夜所呈现的丰富的个人神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关于自己的如此准确的信息。

• 人们越是理解这样的梦境，就越会相信荣格所说的内在神秘力量，即自性。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并非孤立无助，缥缈虚无，我们有丰富的、能引起共鸣的无意识，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症状，通过梦境和主动想象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中年之路上的任务是合作，询问梦中的意象：“它们来自我的什么地方？我的联想是什么？它们对我的行为有什么要说的？”

• 真正修正一个人自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自我和自性之间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正式的治疗，只需要有勇气和日常纪律来“倾听”。当我们能够包容和整合所学的东西时，就不会在孤身一人时感到孤独。当我们能够内化与内心的对话，同时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时，就会体验到先前由古代神话和宗教提供的与灵魂世界的连接。我们重新学习了我们祖先所知道的：黑暗会发光，寂静会说话。当我们有勇气和纪律进入内在，体验灵魂世界的伟大辩证时，我们就会在永恒中重新站稳脚跟。

牢记死亡

• 我们为什么希望保持年轻？把身体的某些部位变得更灵活也许是件好事，但为什么人们希望回到更幼稚的过去呢？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宁愿把生命看作固定不变而不是向前发展的，人们没有准备好面临一系列的死亡和重生，人们不愿意完成整个旅程而宁愿蜗居在舒适的空间里。因此，整形手术取代了生命战役，青春气息主宰着整个文化。

• 悖论在于，只有通过放弃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才能超越安全和身份的虚假保证，放弃所有的追求。接着，最奇怪的是，剩余的存在会充盈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从头脑中的知识——尽管它有时重要——转向心灵的智慧。

生命是一束光

• 现代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avafy）捕捉到一个悖论，即旅程的目的可能就是旅程本身。他的诗名为《伊萨卡岛》（“Ithaca”），这座城市既是奥德修斯的出发地，也是他的目的地；而奥德修斯是所有人心中流浪者的原型。诗人劝诫奥德修斯祈祷他的旅途漫长、充满艰险，并且敦促他不要急于返程。

• 一个人没有完成中年之路的标志是，他或她仍然陷在第一个成年期的自我建设活动中。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只是对有限和不可靠的权威的投射。它们是虚幻的偶像，虽然在生命早期是必要的，但后来可能会使我们在旅程中迷失。当然，旅程本身是象征性的，是运动、发展、爱神战胜死神的意象，是努力创造意义。我们在中年的任务是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放弃前半生的自我要务，向更大的奇迹开放自己。

• 中年危机的体验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而是一系列假设的崩溃。当我们环顾四周的过来人时，我们自然会寻找行为和态度的范例。我们的假设是，如果我们遵循前人的道路，我们最终会确定自己是谁，并将了解生活的意义。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我们会感到幻灭、焦虑，甚至是背叛。我们了解到，没有人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也没有人知道生命的奥秘。那些吹嘘自己知道的人，要么仍然在向外投射，要么就是在自吹自擂；充其量，他们是在证明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的真理。因此，没有什么大师，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同的。

• 荣格提醒我们，人们感受到痛苦，是因为“满足于自己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或错误的答案”，灵魂因此遭罪。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受限的，我们的视野是受限的，我们要么跳船，要么拥抱旅程。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旅程会影响他人，对此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帮助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清醒地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他人才能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

• 走过中年之路，没有人知道这段旅程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只知道，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别人走的路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最终要寻求的东西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正如几个世纪前圣杯传说所言：“走别人走过的路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感受到灵魂的激励，正是这种对内在而非外在真理的强调，区别了第一个成年期和第二个成年期。荣格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认同内在声音的力量，才能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

• 如果我们还有勇气，中年之路会让我们与生命失联之后重获新生。奇怪的是，除了所有的焦虑，还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自由感。我们甚至可能会意识到，只要与自己有着重要的联系，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新发现的与内在生命的关系，足以平衡外部世界的损失。灵魂旅程的丰富，至少与世俗成就一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