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变革，是未来扰乱人们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来研究它——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对它加以分析，更要从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探索。
支配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动力，是变革的速度。这种速度的推动力对人身、心理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过去有关变革的影响的研究，只重视变革方向，而忽略变革速度。在本书里，我将不遗余力地阐述变革速度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变革方向；而就重要性而言，变革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变革方向。除非我们看清这个事实，否则将无法了解适应性的真正含义。要界定变革的“内涵”，绝不可忽略变革速度的影响力。
一般人往往研究过去以阐明现在，而我则倒转过来，我深信对未来的合理探索也可为现在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倘若不把未来当作一种习惯性工具而善加运用，我们将更难把握个人及社会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就绝口不谈。
乍一看，这些变革令人眼花缭乱，但如果我们冷静地注视和思考一下，那么这些令人惊诧不解的怪现象就显得容易理解了。事实上，这种加速的变革不仅仅冲击了某些工业国家。这是一种强劲的力量，深深穿透每个人的生活，强迫我们去扮演一种新的角色，使我们的心理蒙受病态的不安。我们可以称这种新的病症为“未来的冲击”。我想，有关“未来的冲击”的根源及症状，将有助于理解这些单凭理性分析无法解释的怪现象。
一言以蔽之，这种我们熟悉的、足以帮助个人在社会上发挥表现功能的心理暗示动作突然失效，而被一种新奇的或令我们无从理解的方式所取代的现象，就是文化的冲击。
未来的冲击乃是未来过早出现所导致的一种令人茫然无措的现象，也很可能是将来人类最大的致命伤。
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时间现象，是社会加速变革的结果，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压迫。这是同一个社会里的一种文化冲击，而其影响力往往比一般的文化冲击更深刻、更巨大。大部分和平组织的志愿者或初到他国的游客在经历文化的冲击之后，皆可回到他们原有的文化世界。但是，未来的冲击的牺牲者没有这种福气。
不仅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其他的如万里长城、黑死病、班图人与闪米特人之间的战争等，几乎过去的所有事件都是通过“时间差”原则不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对现在的我们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过去影响少数人的事件，到了今天很可能影响所有人。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怪现象。简言之，过去的历史已经追上我们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种现象反而导致我们与过去的断绝。因此，变革的范围基本已经完全改变了，而且它本身具有一种力量，可以穿透空间与时间，直入人类的第800个世代。
除非人类能尽快学习如何应对个人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变革，否则注定要面临崩溃的危机。
由于种种原因，要成功应对急速的变革就必须对未来采取一种新观点，必须敏锐地认清它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正因为变革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才能衡量它。
技术在今天开始反作用于技术本身了。技术不断使自身更加“技术化”，只要看看技术改革的过程即可一目了然。技术改革包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汇成一种循环性的“自我强化”结构。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具有实际用途的、创造性想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性想法得到实际应用、产生技术的阶段；而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在社会上普及的阶段。当这个过程大功告成之后，三个阶段便会倒转过来：由技术的普及来刺激新的创造性想法。而在当今社会，每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时间正在缩短。
如果技术本身被视为一种巨大的动力、一个强大的加速器的话，那么知识本身便可被视为燃料。今天的我们已经被推入社会的加速过程中，因为知识作为社会变革的燃料在日益增加。
我们很难说，每出版一本图书就增加了一本图书的知识，但我们可以断言，图书出版量的增长曲线与人类挖掘新知识的速度是平行的。
各方面皆相似的两种情境倘若发生的时限不同，那么它们的性质便不相同，因为时限的不同往往会改变情境的内容与意义。正如丧礼进行曲如果演奏得太快会变成欢快的音乐一样，如果太缓慢的话便会像断音一样地忽起忽落，而使其味道与意义全然走样。当今社会变革的加速力之所以能粉碎现代的生活经验，其原因便是如此。
通常，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一个情境上面。当各种情境在我们身边不断增加将使整个生活结构复杂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及非做不可的抉择数量便会增加，结果导致了现代生活令人窒息的复杂感。
因此，变革的加速很快会打破陌生情境与熟悉情境之间的平衡。变革的不断推进使我们不仅需要应对急速的变革本身，而且要迫使我们应对许多与先前不同的情境。
未来，人们将终日匆匆忙忙，一直背着一把大钥匙，被人上足发条，匆匆赶路。
生活节奏给人类划了一道分界线，使人们分属不同阵营，使父母与子女之间、麦迪逊大道与缅因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可以产生误解的话，也并不是言过其实。
这些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自然，他们比较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性较大，也比较长寿。然而，这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的主要特点是，他们已开始步入一种新的、加速的生活节奏中。他们的生活比其他人过得更快。
当我们了解某种生活节奏对个人的吸引力之后，我们便能明白其他许多难以解释的或漫无目的的行为。
在研究过517名移居英国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后，威尔逊得出结论，高薪及优良的研究设备还是其次，对这些移居的人才而言，最主要的吸引力是更快的生活节奏。
不管原因如何，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感觉发生了更多的事。
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运用教育学或心理学为人类即将到来的超工业社会铺下坦途，那么人类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以‘有’为生的人将不会比以‘行’或‘做’为生的人来得自由”。
消费者很容易掉入一种精心布置的陷阱里：制造商加速旧产品的死亡、新产品的问世，也同时被渲染成进步技术带来的天赐之物。
有时，迁移本身能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成为一种自由的宣言，而非仅是逃避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
在向超工业社会过渡的国家里，在未来的人看来，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摆脱过去的自由，是迈向更富裕的未来的必经阶段。
人际关系持续时间的缩短，是人与人之间联系增多的自然结果。
社会上最贫穷、最缺乏技术能力的阶层，其职业流动性也最大。由于现代经济越来越需要受过教育和培训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没有技能的工人便如弹球板上的弹球一样，过着跳槽式的生活：最后被雇用，最先被解雇。
从企业领袖的社会流动性上，我们可以看出其非凡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可以摆脱对他们不利的人，另一方面可以迅速与对他们有利的人建立关系。
个人与组织关系的永久性，使组织具有约束力。个人在组织里停留越久，越能将自身的过去视为对组织的一种投资，也越能将自身前途依附组织，时间长了便产生了对组织的忠诚。
过去雇员的忠诚到如今早已云消雾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职业的忠诚。
专业人士是从内部衡量优劣的标准，从他们自身所处的专业领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上取得回报。事实上，与他们发生约束关系的是工作，而不是职业；是自身的标准，而不是老板。由于他们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因此可以随意在各个公司里找到工作。他们不是公司组织机构的人，除了要在施展才能的时候解决一些问题外，不受其他约束。
若想对生存有利或有实际效用，个人的心理模型必须与现实相近似。
这些精练信息至少在一点上完全不同于偶发性或随意性很强的信息：精练信息往往非常严谨，浓缩度高，简单而明确。它有很强的目的性，尽量避免重复，并尽可能扩充信息量。正如一个传播理论家所说的，这是信息的航空母舰。
当社会的变革愈演愈烈时，我们的想法和社会真实情况的断层、头脑中形象和其反映的现实之间的断层便开始扩大。当这种断层刚刚开始扩大时，我们多少能理智地应对，清醒地处理新情况、控制现实。但当这种断层扩大到无法应付时，我们无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我们会疲于奔命、退缩甚至手足无措。当这个断层变得太大时，我们将会发生精神异常甚至死亡。
学习需要能量，重新学习则需要更多的能量。
一个人必须充分运用其想象力才能全观革命的发展。因为革命是不可能完全按直线式发展。它会跳动、弯曲和逆转，会以量子的跳跃方式及辩证法的反转方式出现。
超工业革命将会消除一切饥饿、疾病、无知和野蛮的现象，而且超工业化将不会像悲观者所预言的那样限制个人发展。相反，超工业化会给个人的成长、冒险和快乐生活提供许多新的机会。问题并不在于个人是否能在整齐化及标准化中获得生存，而是在于个人是否能承受住“自由”的考验并获得生存。
究竟我们是要培养一些能为我们服务的动物，还是要发展一些能做家务的机器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物学以及物理学方面的发展速度。就目前而言，制造机器在成本上要比训练动物便宜许多，但生物学发展如此之快，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可能会将趋势逆转，甚至未来我们还要饲养机器。
最危险的是，人类对适应过去的能力感到自鸣得意而不愿意面对当前加速变革的事实。人类忙不迭地奔向未经探索的宇宙，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经济技术发展阶段，却仍顽固地坚持着“人性是亘古不变”或“稳定即将重现”的信念。我们已经步入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变革浪潮中。借用一个虽颇负盛名却短视的社会学家所说的话：“现代化的进程，多少已经‘完成’了。”他拒绝去想象未来。
富裕的消费者有能力为这种“毫末之别”付费。随着收入增加，他们越来越不在乎价格，越来越坚持所谓的“品质”。
韦策恩问道：“假设孩子不是男女结合受孕，而是由一个在遗传上更具优越品质的受精卵植入女性子宫的话，那么我们当今社会的母性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他表示，若这时讨论女人的重要性，那一定不再是因为她能够生育；倘若妇女除此而外一无所长，母性的奥秘必将荡然无存。
一对无儿女的夫妇在接受教育、应对困境、改行或迁徙时，将比一般有儿女的家庭更能驾轻就熟。
在生儿育女方面，我们却毫不考虑父母的心智、品行是否健全、是否合格。只要孩子是他们亲生的，便任由他们去抚养。
假使有机会的话，成千上万的父母必然非常乐意放弃为人父母的责任。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们不肯负责或缺乏慈爱的缘故，而是因为在饱经挫折之后，他们已经渐渐了解自己对抚育子女的工作无法胜任。
一般认为婚姻不美满的丈夫，总是埋怨妻子在社交、教育和智力方面的不尽如人意，使他们不得不抛弃妻室。婚姻成功的夫妻则被一般人视为“共同成长”的一对儿。
当人际关系更具短暂性和组合性时，个人对爱的追求将越发疯狂。
当然也有些人，由于好运当前，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又十分娴熟，聪慧过人，他们会发现某种能促使一夫一妻制继续长存下去的好方法。正如现在的某些人，仍能成功维持夫妻间一辈子的恩爱生活，但还有些人即使多次结婚，也无法持续一段较长的婚姻生活。这些人，即使在最后这一阶段的婚姻上，仍然要更换两三个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人均结婚次数将缓慢却无情地被提高。
在这种解放观念之下，我们将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家庭制度，以及由各种不同年龄的伴侣所形成的婚姻。鹤发童颜或是老妻少夫将日益普遍。重要不在双方年纪的大小，而在其价值、兴趣，尤其是人格发展方面的相辅相成。换句话说，伴侣将不求年龄的相当，而求其人生阶段的相符。
总之，一个国家的技术越先进，图书的多样性也更为加强。
在科学界，往往有一种“物以类聚”的趋势，他们易形成富有团结力的小集体，然后彼此之间寻求赞同和威望，甚至连服饰、政治观点和生活形态等，他们也都希望能互相借鉴。科学发展、科学家增多、新的专业兴起之后，隐秘性的及非正式的多样性便随之增加。也就是说，专业化必然会造成亚文化的出现。
尽管许多人大声疾呼需要“全才”，但从现实趋势上看，未来的技术若没有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才来推动的话将无法应用于现实生活，而且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也在不时地变动。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也就是那些精通一个专业，但能随时转换到另一个专业的超级人才），而不是严格的“一元性专才”。当社会的技术基础趋向复杂时，我们便需要更专业性的人才解决种种问题。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以最大的选择机会的方法来解决自由问题。因为选择极可能造成选择过多的情形，而自由也会使我们变得不自由。
无论浪漫主义如何宣扬，自由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要求全面的选择（一个毫无意义的观点）或全然的个体化，正等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团体和社会。倘若每个人都自行其是，那么他跟其他人将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两个人将都没有可以互相沟通的基础。
对每一个人而言，生活皆由计划性决定以及非计划性决定混合而成。假使计划性决定的成分较高，我们便无法受到历练，生活便会使我们感到厌倦，让我们有退缩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会借着种种方法，甚至在无意识下渴望新奇性来注入生活，而将决定拌成混合状态。但是，倘使混合状态中非计划性决定的成分较高，也就是新奇性太多，而使计划成为不可能时，生活就会变得混乱，人们会感到疲劳及焦虑。由此看来，两种极端状态都会造成人的精神错乱。
信息科学家将会为我们指出，拒绝、专业化、复古以及超级单纯化，都是对抗过度负荷的最好方法。
社会的理性是以个人的理性为前提的。这不仅依赖于生理及心理的健全，更依赖于环境的秩序及规律来维系。理性应当以变革的速度、复杂性与人类决定能力之间的某种均衡关系为前提。由于变革的速度、新奇性的种类及选择的项目不断增加，我们便盲目改变理性赖以存在的环境状态。因此，我们已经把无数的人推进“未来的冲击”。
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抑制变革（事实上，变革是无法抑制的），而在于控制变革。假使我们希望在生活的某个方面有快速的变化，我们应刻意在其他方面建立安定领域。例如，在离婚之后，不应该马上更换工作。
因此，学校内的生活成为进入工业社会的准备阶段，同时反映出社会对学生的期望，但时下的教育体制有几个最为人所诟病的特征：管理严格，学生缺乏个性，对座位、班级、评分等严格的规定，老师拥有权威性角色。这些正说明了为什么普及教育成了人们能够适应工业社会空间与时间观念的有效工具。
未来的技术需要“天生即是未来的人”。
倘若活到老，便需学到老，那我们便没有理由强迫孩子终日待在学校。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边读书边从事某种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或参加社区服务工作的确能令他们心满意足，同时富有教育意义。
第二代的电脑系统不仅可以储存大量的资料，且能安装多个程序，因此操作者可将各种不同的程序应用于同一资料系统上。这种系统也需要一种主要程序，指挥电脑在何时运用何种程序。程序的增多以及主要程序的增设大大增加了电脑的功能。我们可借用类似的方法增进人类的适应能力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摒弃旧知识以及如何学习新知识。
赫伯特·塞尔乔伊（Herbert Cerjuoy）简要地指出：“新的教育学必须教导每个人精细地区别知识，判断其真实性，必要时改变范畴，由具体转为抽象，由抽象还原为具体，以一种新观点观察问题……总之，这是自我教育的方法。未来的文盲将不再是目不识丁，而是那些从未学习‘如何学习’的人。”
事先的警告乃是最佳的准备。
教育必须转变为面向未来。
假如成千上万的人都能拥有这种对未来的热忱，我们便会有一个准备周全以应对未来变革的社会。培养好奇心及警觉性，是当前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创立一种可能培养这种好奇心的教育体系，是学校在超工业革命中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任务。